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兼论德治

宋飞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总觉得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而将人治、德治避而不提。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从而使人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治与法治之争着手，在理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再讨论德治，以期获取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捷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抗击非典斗争引出对法治优越论的置疑，并联系江泽民的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主张，提出法治存有不足，人治法治各有所长，应从历史角度加以审视；第二至四部分是正文，分别探讨中西方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现代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治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了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中世纪及近代西方、近代中国、前苏联和新中国这几大块的人治、法治之争。第五部分是结论，先总结前面的内容，提出人治与法治是可以结合的，并由此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作深入分析，主张德治与法治并无太大关系，德治是人治的主要表
现形式。

主题词：法治；人治；德治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always think that it is the best administration way to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men 、the rule of virtue be avoided without mentioning. Recently,Comrade Jiang Zemin put forward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making how relation of three deal with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become a problem badly in need of solution of theory circle and practice circle . This article attempt to set about from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 after clarfy the relation of two,it is discussed the rule of virtue , in the hope of obtain a shortcut 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article divide into five parts altogether,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t is quoted from the struggle against SARS that there was an doubt of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is superior,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new opinion that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Jiang Zemin , it is proposed that rule of law having deficiency,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have their own strong points each ,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closely;Arrange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part is the maintext,it is probed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under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me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 in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cient times, Middle Ages, modern times) separately , Introduced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in ancient Greece and period forward to Qin, Rome empire and Chinese feudal society, Middle Ages and modern West, modern China,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China.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it is summarized above content firstly , proposed that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be combined, and therefore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the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Comrade Jiang Zemin ,and put forward that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by law have no big relation , rule of virtue is the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by rule of men.
Keyword: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目录
一、导论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论与法治论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二）实践
1、罗马帝国 2、中国封建社会
三、中世纪及近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中世纪托马斯等人的思想 2、启蒙运动时的思想
（二）实践
1、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大革命2、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四、新中国与前苏联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维辛斯基等人的思想 2、中国的人治法治大讨论
（二）实践
1、前苏联的法治之路 2、新中国的法治之路
五、结论

一、导论
人治与法治谁优谁劣，向来存在争论。主张人治的人说，人与人不同，有一部分人因为得到了上天的授权，或者因为本身的杰出素质而取得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主张法治的人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彻大悟者能永远不犯错误地引领人们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走。在人治者眼里，法律是智者调度别人的工具，是统治者手持的利器；而法治论者则告诉人们，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它自己就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它要求一切人都平等地臣服于自己。
从表面上看，法治似乎博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但人治却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这两种治理模式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治通过动员社会、任免官吏、立军令状、隔离观察等方式控制疫情，法治则通过对现有法规作出及时的修改、补充、解释消除隐患。人治与法治好比两个势均力敌的拳击手，谁也没办法轻易打倒对方。它们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新千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这一主张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理论界，法治论的统治地位受到置疑，德治、人治、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
本文试图从法治取代人治的历史进程入手，以自己不成熟的见解，澄清一些理论上的悬案，回答以上问题。在介绍若干人治论和法治论方面的专家学说和社会实践的同时，笔者也想指出人治与法治两种模式各自存在的利与弊，让读者看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与法治论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法学界认为那儿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摇篮。很多人一提到希腊，就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和雅典宪法。如果我们仔细审查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当时也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
自梭伦变法之后，希腊趋向法治。但诸如雅典三十寡头政治的僭主现象，在当时各城邦还是时有发生。在古希腊的学术界，关于人治法治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尊重法律与尊重智慧，法律统治与智慧统治的相互关系极其优劣良莠问题。
“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崇尚法治的学者。他建议将最高治权（主权）寄托于“法律”，因为治权者寄托于任何“个人”，都难免感情的影响，“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因此“人治不如法治”(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2页注释[1])。朴素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也赞同法治，他倡导城邦法律，要求“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象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智者学派中的普罗泰戈拉同样主张保卫法律，但他又主张保卫风俗和传统道德，这可以看作是人治法治结合论的萌芽。古代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明确提出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主张。他既告诫人们要遵守法律，又认为“优秀的人本性命定了来发号施令的。”所以“尊敬法律，官长和最贤明的人是适宜的。”(见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12、74、88页，北京，商务出版社，1964年版)。另一智者希庇亚则称法律是统治人类的暴君，这可以说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最早代表。
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时代，上述思想被继承并加以发挥。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有知识的治国之才。他把统治者比作老练的航海专家，而被统治的人民则相当于船的所有者及船上的一切其他人，他们都要服从于这个有知识的行家。他视帝王之术为最尊贵的才能，最高贵的才艺。其人治的一面展露的淋漓尽致，但他也重视法律，认为僭主政体不依法而依统治者的意志。他还指示人们前往“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去。为了捍卫雅典城邦法律的尊严，履行其认为应该履行的服从法律的义务，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越狱偷生。（1）从这一点看，苏氏的法治重于人治。作为苏氏学生的柏拉图，他受埃及等级制及好友“明君”阿启泰、狄翁的影响，在早期作品《理想国》中勾勒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社会，并表示出对法律的不信任，认为“不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无异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见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3、255页）到了晚年，由于现实经历的打击（主要是身陷囹圄和好友狄翁被害），其思想自《政治家》落笔时就从人治转向法治。到《法律篇》时，他开始认识到“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循他们，否则他们会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但他仍觉得好的独裁者与出色的立法者相结合是最完美的，“法律和规则”只能作为“知识”的“第二种替代物” （见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 何勤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09页）。人治在柏氏心目中还是重于法治的。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不赞同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从柏氏的法治理论入手，将其第二套治国方案加以吸收，提出了法律主治的思想。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他提出“我们许可的不是人的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他对这一命题加以论证后，又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以诠释：“对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但亚氏在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的同时，并没抹杀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的智慧，认为“如果既是贤良政治，那就不会乱法”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8－171、199、271页)。他觉得有才德的人执政并由人民监督其依法治理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氏存在相通之处。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在中国先秦时期，思想界一度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此，笔者打算从儒、法、墨、道四家入手，对中国历史上这四个影响颇大的学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进行分析。重点在儒家与法家。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在笔者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先从儒家说起，孔子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人治论者。他曾说：周文王、武王关于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业绩，都记载在书本上。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够执行文武之道的人，有了这样的人，国家就能治理好，没有这样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所以，他的结论是：“为政在人。”他还认为“政”、“刑”的效果有限，只有“德”、“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很多人以此就认为孔子崇尚人治，反对法治。但我们也不应忘了，孔子还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并不是根本不要法与刑。孟子也被大众视为人治论的代表。人们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并以此论证他是拥护君主专制的人治政体。但他所谓的“惟仁者宜在高位”是建立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他实际上是一个贤人与良法并重的思想家。荀子是儒家集成大者，他一反孔孟的“人性本善”，提出了性恶论，但由于他提出国家的治乱决定于有没有贤人当政，而不在有无良好的法律，因此也被人们视为人治思想家。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在发挥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估计了法对国家统治者的重要。如”法者，治之端也”；只要具备法治、佐贤、民愿、俗善四个条件就可以称王。他从法治和人治相辅相成的观点出发，着重阐述了人本思想，“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曾闻也。”（《荀子.王制》）再看法家，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并以此构建其法治理论。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为法治、人治下定义：“以法役人谓之法治，以人役人谓之人治”，并认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虑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解》）“上不行法，则民不从”。（《管子.法法》）“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 （《管子.七臣七君》）认为法律不光只管老百姓。基于这些言论，故有人视之为世界法治之鼻祖。（2）管仲一区区齐国之祖，真能称得上这一雅号吗？笔者认为不是，管仲也说过：“夫生于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可见，法律只是君主用来实现“人治”国的一个手段。法家的后期代表，其法治思想远远逊色于管仲。但人们仍以商鞅、韩非为例，认为法家主张的是法治。商鞅的确曾劝告国君要“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但他也并不根本不要礼与德，他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私”（《商君书.更法》）。韩非曾提出一系列“法治”口号，如“以法为本”，“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不务德而务法”，“明主治吏不治民”，“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但他和商鞅一样，都难以摆脱管仲法律工具论的影响。商鞅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韩非则将“法”视为“帝之具”。（《韩非子.定法》）由此可见，儒家重人治，也不忽视法治；法家重法治，也不轻人治。
以下，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墨家和道家。墨子提倡“尚贤”、“尚同”，“尚贤”就是推崇贤人之治，这里的贤才不仅要具备孔子要求的“德”，还要拥有墨子补充的“才能”，也就是要德才兼备。“尚同”就是要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人、小生产者渴望天下一统的迫切愿望。墨子的这两项主张都是基于性恶论而产生的。表面上看，他的思想不被统治者接受，实践却贯彻了他的意图（见《墨子与中国文化》，张守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6－77页）。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提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又提出：“殚尽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人们通常将此视为法律虚无论，实则不然。（3）老庄主张的“道”代替了“法”，而“道”只有通过人才能修成，因此也是一种人治。自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治成份比重很大。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
中国农业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各直属分行：
为了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理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增强金融机构资金自求平衡能力，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8年3月21日起对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改革。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赜诟母锎婵钭急附鹬贫鹊耐ㄖ?[1998]银机电30号)要求，结合中国农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要点。
(一)改革内容。
1.调整金融机构一般存款范围。将金融机构代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性存款中的机关团体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一般存款。金融机构对一般存款按规定比例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
2.将现行各金融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缴来一般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称为“准备金存款”账户。
3.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现行的13%下调为8%，并实行按法人为单位进行考核。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由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统一存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4.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农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旬考核，当旬第五日至下旬第四日每日营业终了时，按总行存入的准备金存款余额，与上旬末全行一般存款余额之比，不得低于8%。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不足部分按每日万分之六的利率处以罚息。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准备
金存款账户出现透支，中国人民银行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5.金融机构法人按旬(旬后五日内)将汇总的全行旬末一般存款余额表，报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按月将汇总的全系统月末日计表，报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对金融机构上报的有关数据进行稽核。未按时报送的，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
八条予以处罚。
6.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由现行缴来一般存款利率7.56%和备付金存款利率7.02%(加权平均为7.35%)统一下调到5.22%。
(二)资金划转方式。中国农业银行所有分支机构缴存中国人民银行的“缴来一般存款”由中国人民银行一次性全额、逐级汇总上划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开设的“缴来一般存款”账户。划转基数为1998年3月20日营业终了时中国农业银行分支机构“缴来一般存款”账? в喽睿沼喽畈蛔慊虺霾糠郑鸪筛鞣种Щ乖谠父督鹫嘶Ы械髡Ｖ泄嗣褚邢刂型骋辉?月31日上划完毕，二级分行于4月3日前汇总上划完毕，省级分行于4月5日前汇总上划完毕。
二、为适应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的需要，加强中国农业银行准备金管理，顺利完成资金划转工作，总行提出如下意见：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表明中央银行将进一步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中国农业银行各级行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适应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动，合理调节资产配置，加强流动性管理，保证业务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各级行要进一步完善资金调度手段，合理确定系统内资
金调控力度，灵活调度头寸，提高主动实现资金平衡的水平，增强防范和化解局部支付危机的能力。
(二)为适应改革要求，正确传导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总行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准备金管理办法》，对系统内资金调控方式进行适当调整，取消分行缴存二级准备金制度，改为分行按月向总行缴存准备金，既用于保证全行法定准备金的缴存，又作为总行平衡系统内资金余缺的手段。同
时为保证各分行的结算需要，防范局部性的支付风险，对分行实行留存准备金率低限考核制度，促使分支行保证支付。
(三)各分行缴存准备金统一确定13%的比率，从1998年4月份起开始执行(即4月初缴存准备金的缴退按3月末各项存款余额计算)。改革前向中国人民银行缴存的准备金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动自下而上全额上划到总行，进入“存放系统内”科目“缴存准备金”账户核算，作为分行缴存准备金
的基数。以后每月按规定时间由分行向总行缴存。原二级准备金缴存制度终止，分行已缴的二级准备金余额相应归还向总行的特种借款，归还后仍有余的资金，自动形成向总行计划上存，于4月初由总行统一操作。
(四)分行缴存准备金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准备金存款利率。对不能按期足额上划总行缴存准备金的，由总行直接从分行存放电子汇兑汇差账户扣缴。
(五)留存准备金的管理，考虑保证支付的最低需要和当前中国农业银行纵向资金调度的现实条件，总行对各分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留存准备金率只核定低限，依据各分行不同情况分别核定留存准备金率低限在3%～6%之间(分行留存准备金率低限另文下达)，总行按旬监测考核。分行低于低
限部分，必须及时补足。对库存现金限额的核定，由分支行根据支付需要自行确定，总行在非生息资产中考核。
(六)改革后各级行因缴存准备金率(原一二级准备金)下调而释放出一定资金量，上级行应相应调整资金调度计划，对因此造成的资金差额实行全额调度，以保证新老办法的平稳过渡和资金统一调度。
(七)各级行要抓住机会，主动协调，针对各金融机构释放出的存量资金，积极清收同业拆出资金，重点是拆放农村信用社(含信用社贷款)、人民银行融资中心和南方证券公司的资金，努力盘活拆放同业资金存量。
这次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程序复杂的工作。中国农业银行各级行务必统一认识，密切配合，认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总行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各分行遇有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与中国人民银行协调解决，并向总行报告。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中国农业银行资金营运管理水平，规范准备金管理，实现稳健经营与提高效益的有机结合，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和《中国农业银行资金营运管理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农业银行各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准备金是中国农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
第四条 准备金存款按功能划分，由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两部分构成。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是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准备金率统一存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准备金存款，不得用于日常支付。
(二)超额存款准备金是中国农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准备金存款大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部分，具有日常备付的功能。
第五条 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内部将存款准备金分为缴存准备金和留存准备金。
(一)缴存准备金为下级行向上级行缴存的保证总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存入准备金需要的资金，由各级行在“存放系统内”科目“缴存准备金”账户核算。
(二)留存准备金为各级行因自身结算需要在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行开设的“准备金存款”账户内所留存的资金，用于本级行的支付。
第六条 准备金管理作为系统内资金营运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依法经营的具体体现，也是资金调控的实际需要。准备金管理与各级行资金调度密切协调。准备金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对头寸资金的灵活调度，在足额存入法定准备金的前提下，实现保证支付与减少低效资金占用的动态平
衡。
第七条 准备金管理的原则：
足额缴存的原则。中国农业银行下级行按规定比例按时足额向上级行缴存准备金。总行按时足额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存入法定准备金。
确保支付的原则。为维护中国农业银行信誉，保证业务正常开展，各级行必须留足存款支付和资金清算的准备金存款。
讲求效益的原则。各级行向上级行缴存准备金后，在保证支付和清算的前提下，应通过科学的预测和灵活的资金调度，减少准备金存款的低效闲置。
第八条 各级行资金计划部门是准备金管理的协调主管部门。

第二章 准备金管理的具体内容
第九条 总行通过集中全系统的缴存准备金，保证中国农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每日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最低限额。
第十条 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内准备金管理实行缴存准备金率和留存准备金率双重管理。缴存准备金兼有上级行集中、统筹资金的功能，留存准备金专门行使备付功能。
第十一条 总行对分行核定缴存准备金比率，分行根据各项存款增减变化按月缴退。分行以下机构缴存准备金，以县支行为起点，自下而上逐级缴退。
分行按月缴退准备金数额=分行各项存款上月增降额×总行核定缴存准备金率
第十二条 总行集中分行缴存准备金，主要用于：
(一)完成总行存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法定准备金存款任务；
(二)完成中国人民银行其他宏观调控任务；
(三)平衡分行间资金余缺；
(四)扩大总行直接经营的其他资产。
第十三条 总行对分行核定留存准备金比率低限，分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行准备金存款与各项存款余额之比不得低于总行核定比率低限。
第十四条 分行留存准备金率低于总行核定的低限时，分行应按下列顺序及时予以补充：
(一)增加存款负债；
(二)清收拆出资金；
(三)清收到逾期贷款；
(四)调度在总行的上存资金；
(五)申请向总行临时借款；
(六)按授权拆入资金。
第十五条 留存准备金逐步实行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分支机构要通过系统内上级行办理结算。各分行可积极创造条件，把中国农业银行县级支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账户上收一级管理。

第三章 缴存准备金率的核定与缴存准备金的缴退
第十六条 总行对分行核定缴存准备金率的依据：
(一)中国人民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低限；
(二)总行集中资金的需要；
(三)分行资金运行状况。
分行以下机构缴存准备金率由上级行核定。
第十七条 总行对分行缴存准备金率实行同一比率，采取按年核定，不定期调整。
第十八条 缴存准备金率实行指令性管理。
第十九条 缴存准备金按月缴退。分行各项存款增加时，于月后10日内向总行上缴缴存准备金。分行存款下降时，总行于相应期限内下划应退金额。对于未能按时足额上缴的分行，总行在最后上缴期限的次日从分行存放电子汇兑汇差款项账户中扣缴。
第二十条 分行存放电子汇兑汇差款项账户透支，不得向总行借款弥补。

第四章 留存准备金率的核定与考核
第二十一条 总行对分行核定留存准备金率低限，作为对分行备付资金监测和考核的标准。
第二十二条 总行核定分行留存准备金率低限的依据：
(一)机构数量及通讯、交通条件；
(二)业务量大小；
(三)分行近年来实际备付水平。
第二十三条 分行根据总行核定的留存准备金率低限，逐级核定下级行的留存准备金率低限，并依此考核下级行执行情况。
第二十四条 上级行对下级行核定的留存准备金率低限，同时抄送下级行开户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实行上级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行双重监管。
第二十五条 总行对分行的留存准备金逐步做到按日监测。监测依据主要是头寸报、项目电报、旬月报及资金调度调剂电子系统。
第二十六条 总行对分行的留存准备金率执行情况按季考核。主要考核分行季内各旬实际平均比率是否低于总行核定低限比率，于季后通报各分行。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七条 对分行因支付问题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总行视情节轻重，给予系统内通报批评和建议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或罚款的处罚：
(一)被新闻工具曝光；
(二)受到中国人民银行批评通报；
(三)被客户举报；
(四)季内两旬留存准备金率低于低限。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分行可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一并组织实施，同时报总行备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修改权属总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中国农业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会计处理手续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我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备付金存款和缴存中国人民银行的一般性存款账户实行合并，并实施新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现将有关的会计处理手续规定如下：
一、会计科目和账户设置
(一)改变原“710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科目名称为“710准备金存款”，科目核算内容不变。
(二)待本次由中国人民银行划转一般性缴存款后，取消“712缴存中央银行一般性款项”科目。
(三)在“715存放系统内款项”科目下设置“缴存准备金”账户，用于核算分行向总行缴存存款准备金。
二、会计处理手续
(一)新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后，分行向总行按月上缴“缴存准备金”时：
借：715存放系统内款项——缴存准备金
贷：710准备金存款
(二)原分行上存总行二级准备金制度终止后，各分行已缴的二级准备金余额相应改变为归还向总行的特种借款时：
借：823系统内存放款项——特种借款
贷：715存放系统内款项——二级准备金
归还后仍有余的资金，改为向总行的计划上存资金时：
借：715存放系统内款项——上存总行
贷：715存放系统内款项——二级准备金



1998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