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者信托之研究

王 巍


摘要：人口高龄化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国情，全社会的关注为信托在高龄社会加以活用提供了宝贵机会。高龄者信托是以高龄者的福祉为信托目的的一系列信托设计，弹性空间大，彰显了信托在意思冻结、受益人连续、受托人决定等方面的机能。日本和我国台湾在高龄者信托方面的有益经验，值得国内信托业借鉴。同时，信托投资公司应结合我国高龄社会复杂多样的现实，在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积极创新。
关键词：高龄社会 高龄者 信托 高龄者信托

一、引言

信托的本质是一个可以对任何变化做出灵活反应的机制[1]。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更新演变，各种各样的信托设计由此应运而生。当一个社会中高龄者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时，高龄化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变化趋势，包括高龄者在内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需求也会逐渐发生变动。此时，如果该社会有信托制度，那么信托如何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出灵活反应，将成为衡量该社会信托制度创新性的重要标准。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一个地区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可称为高龄（化）社会。我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29988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9857万人，所占比重为7.58%。其实，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高龄社会，目前人口高龄化的程度正在逐年提高。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高龄化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全国水平。[2]鉴于我国高龄社会的现实情况，信托投资公司如何有效地发挥信托优势，围绕高龄者开发设计实用的信托产品，已显得很有必要。

二、高龄社会中信托活用的机会与价值

高龄化问题不仅是高龄者的个人问题，也是家庭问题，还关系到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大局。为了使广大高龄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全社会都应协助和支持高龄者事业。信托业作为连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重要纽带，也应当在增进高龄者福祉方面有所作为，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我国高龄人口的绝对量和人口高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都很罕见，而高龄者的长期照顾[3]制度相对滞后，高龄者财产的安全性和有效利用缺乏保障。在当前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高龄社会的诸多问题已不断突显，同时这也为信托在高龄社会的活用提供了机会。
1、由于高龄者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有显著下降，对家庭的依赖性明显提高。但是，随着我国“4：2：1”家庭模式[4]的逐渐增多，子女赡养高龄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已受到明显的冲击。而信托财产受到信托法的特殊保障，实行专户的独立管理，不受委托人及受托人财务状况恶化或破产的影响，又免受债权人追索。因此，利用信托为高龄者的财产和生活提供保障，必将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2、由于高龄者身体和智力等方面的衰退，自身的理财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高龄者及其家庭的财产安全常常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不断发生以高龄者财产为对象的盗窃、滥用、欺诈、侵占、抢劫等侵害行为，甚至也有不肖子女（包括照顾者）故意将高龄者财产占为己有。高龄者财务滥用（Financial abuse）[5]已经严重威胁到高龄者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利用信托方式由专业人士代替高龄者进行理财，将有利于防范或避免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或财务性虐待事件。
3、高龄者大多有自己的积蓄,加上养老保险金、子女给付的赡养费等收入，高龄者个人的财产既稳定又能持续增加。并且，随着高龄者群体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在大中城市），高龄者的理财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正在成为重要的投资群体。但是，目前市场上适合高龄者投资的金融产品非常少，极大地制约了高龄者财产的有效利用。信托制度兼具安全、专业管理与持续的功能，而其他财产管理制度，会因委托人去世或失去意思能力而中断，但在信托制度下，即使当事人去世或丧失意思能力，信托关系仍不中断。因此，信托可以帮助高龄者进行一些成本低且高度分散的投资或者特定目的的财产管理，以实现良好的市场回报率或特定的财产传承意愿。
4、高龄者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加快发展高龄者保健事业，推进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已势在必行。各级政府也在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优惠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高龄者服务机构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我国高龄产业的发展还远不成规模，是一块方兴未艾的新鲜“蛋糕”，庞大的市场空间急需眼光敏锐的企业来填补。信托业作为正在崛起的“第四大金融支柱”，具有推动高龄产业融资和实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5、我国的老年保障制度[6]形式多样，基金规模巨大[7]，并且正在深化养老金改革，依据全球化、现代化、资本化、市场化的原则加快养老金市场的发展，建立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的多支柱体系。养老保障基金的性质是信托财产，要通过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建立起信托型的基金治理结构。首先，将建立受托管理制度。全国社保基金由全国社保理事会担任受托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法人受托机构担任受托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拟由省级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其次，将引入基金托管制度。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已引入第三方托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也将引入第三方托管。最后，将委托专业机构投资，开发养老金投资产品，实现保值增值。[8]信托所特有的“财产隔离”等制度优势，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养老金的财产安全。因此，信托公司在养老金市场上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信托提供的是一种带有长期规划性质、极富弹性空间且更能保障受益人利益的财产转移与管理设计，这也正是信托独特的制度性功能之所在。[9]在高龄社会中，以高龄者为目的来活用信托，将进一步彰显信托的独特优势。尽管民法上的财产管理制度也能在高龄社会发挥一定机能，但信托对高龄者而言具有一些独特的价值：（1）意思冻结机能[10]确保了信托目的之稳定性和财产管理之持续性。（2）受益人连续机能[11]确保了财产分配的多样性和兼顾性。例如，高龄者既可以根据遗嘱设立遗产信托，规定妻子是第一受益人（即财产收益的受益人），妻子死后儿子是第二受益人（即财产本身的受益人）。（3）受托人决定机能[12]确保了信托的结果与信托的目的更加契合。例如，对于委托人在设定信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情形，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更符合信托目的的方式，比如根据受益人受益时的经济状况来选定受益人，根据受益人之间的贫富差别来决定信托收益的分配比例等。高龄者就可以在信托合同中约定，把对其养老尽了最大义务的人作为受益人，并将选定该受益人的决定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通过行使决定权来灵活选定受益人。总之，信托富于弹性的社会机能，使它在高龄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三、日本和我国台湾高龄者信托的实践与经验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自继受信托制度以来，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营业信托模式。信托制度的功能与高龄社会的需求相互结合的高龄者信托，已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信托创新的代表之一。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具有相似的法律传统，目前都在积极发展本土化的信托制度，又都面临人口高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之间借鉴高龄者信托的经验，必将对各自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日本
到2004年10月1日为止，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已达2488万人，占总人口的19.5%。[13]到2003年6月5日为止，日本4580万户家庭中，家庭成员中有65岁以上高龄者的家庭为1727万户，占总数的37.7%，其中，家庭成员均为高龄者的家庭占41.9%。高龄夫妇家庭由18.2%升至28.1%，高龄者独居家庭也由13.1%升至19.7%，分别增至此前的1.5倍。[14]日本高龄社会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高龄者及其家庭的不断增加，以及高龄者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等的深刻变动，而且体现在高龄者及其家庭财产的变化[15]。日本非常重视对高龄者及其家庭财产的维护，结合国内完备的高龄者保障制度[16]，信托银行在这方面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满足高龄者财产保全和增值的需要，日本的信托银行不断推出长期性、高收益、低风险的信托产品，并协助高龄者管理财产、办理继承、执行遗嘱、处理遗产等，使高龄者得以安享晚年。[17]
考虑到高龄者多半以金钱方式持有财产，交付信托的标的物以金钱形式为主，因此针对高龄者的金钱信托得以广泛运用。其具体又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固定式信托与追加式信托、单独运用金钱信托与共同运用金钱信托、特定金钱信托、指定金钱信托与无指定金钱信托。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各种形式的高龄者财产服务，主要包括财产保全与管理、财产运用与有效利用服务等，内容涉及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权利证书的安全保管与代理服务、存款的提取与存入、自有不动产设定担保、利用信托制度将自有住宅融资、接受高龄者咨询的服务等。[18]已有的信托品种只要能适应高龄者的需求，信托银行都结合高龄社会的现实加以专门性地设计和运用。
另外，结合日本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高龄者信托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年金信托就是把企业和职工积累的退休金作为信托财产交给信托银行管理和处理，它是日本信托银行的一项主要业务。[19]例如，日本东洋信托银行开办的税制适格年金信托，以企业为委托人、职工为受益人、信托银行为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首先由企业（委托人）与职工（受益人）订立年金规章，有时还设立专门的年金管理委员会；然后企业（委托人）与信托银行（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职工把本人应负担的钱（分摊金）交给企业；企业（委托人）把年金保险费即职工个人负担和企业负担的资金交给信托银行（受托人）；职工退休后，由信托银行付给职工年金。企业向信托银行提出年金信托，要经过国税厅批准，但这种批准只需备案就可以了。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设立信托管理人，以保障职工（受益人）的利益。除了税制适格年金信托外，还有厚生年金基金。企业成立厚生年金基金需要得到厚生大臣的批准，并与信托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企业成立基金后，可免除向国家缴纳按职工月标准工资3.2%的厚生年金保险费。成立厚生年金基金在人数上有明确规定（即单独成立的最低人数为1000人，联合成立的最低人数为5000人），因此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企业单独成立的；二是母子公司联合成立的；三是同行业中小企业的母体总合成立的。[20]
为帮助员工积蓄财产和准备养老金，依据《员工财产形成促进法》，日本的信托银行开办了财产形成信托、财产形成养老金信托、财产形成住宅信托、财产形成给付信托、财产形成基金信托等业务。在财产形成养老金信托中，员工在职期间和退休后均可享受课税优惠。日本的养老金信托分为企业养老金信托和国民养老金基金信托[21]。另外，信托银行以互助养老金制度为基础还推出了互助养老金信托，以及遗嘱信托、遗嘱执行、特定赠与信托等[22]。在日本，信托银行可以成为遗嘱执行者，但可以执行的仅限于有关财产的遗嘱，其他的不允许执行。日本的高龄者信托非常尊重高龄者的自主决定权，充分考虑税制方面的安排，将独居高龄者作为重点的服务对象，并且与传统的家族式财产管理保持良好的协调。

（二）我国台湾地区
2004年，台湾地区6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约21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比率在亚洲地区排名第三，仅次于日本和我国香港，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明显改变[23]。台湾的信托机构针对高龄者设计和开展了诸多有特色的信托品种。目前已有多家金融机构的信托部开办了安养信托，通过受托银行独立且专业的管理，确保退休金及其他财产的安全与有效运用。委托人可以一次或分次的方式交付信托财产，约定适宜的信托期限（如以委托人最后生存日为信托期限），由受托银行分散运用于收益相对稳定且风险低的理财工具，并依照委托人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将信托收益交付受益人（委托人本人、配偶、子女、公益机构或委托人指定的其他人、机构），不但可以确保高龄者的生活品质（如生活费、医疗费等有保障），而且可以照顾遗属或造福社会，从而达到“利己、利人、利他”的三?目的。
台湾安养信托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计划出国安居或长年在海外者；想到祖国大陆安养者；预定在安养机构颐养天年者；常常出国旅游者；不想为了处理各项投资的琐碎事宜费心及奔波的银发族。该信托品种具有五大特点，即便利性、安全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弹性[24]，而且具有五大优点——预先分配财产、节税、保密、资产集中控制和专业人员协助管理[25]。例如，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信托部就推出了“退休安养信托”，系由委托人与“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资金一次性交付（最低金额为新台币一百万元，每次追加金额至少三十万元）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的指示，挑选适当稳健的金融产品作为投资组合，在约定的信托期间内，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领取本金或孳息，并由“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在信托期满后将剩余的信托财产交付受益人。其投资标的主要是国内外基金、银行存款以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其他标的。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还设立信托监察人。其特色在于：专案规划资产配置，累积退休基金；按照委托人意愿跨越时空地照顾其指定的受益人；专业机构管理信托财产，并定期提供报告；避免财产遭受子女或亲友不当的侵害。[26]
台湾的退休金交付信托，其目的在于由受托人妥善管理运用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作为受益人退休及养老之用，让退休者能过上安心、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其结构是：由委托人（即客户）和受托人（即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合同，委托人将资金转入受托人的信托账户，由信托机构依照约定的方式替客户管理运用，同时信托合同已明确约定信托资金为未来支付受益人（客户或其配偶）的退休生活费用，只要是信托合同持续期间，信托机构就会依照信托合同执行受益分配，让信托财产完全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妥善处理，以达成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的目标。[27]
另外，台湾还有个人人寿保险信托，包括为谋求高龄者生活困难时获得照顾的养老保险、以自身死亡为保险标的的死亡寿险、以及储蓄保险等，虽说就各种人寿保险成立信托关系时，以死亡寿险信托的成立最普遍，但其余保险也可比照设立信托，达成保险与信托的功效。由于保险信托具有弹性，可依委托人的需要以不同运作方式设定不同类型的保险信托：第一，依受托机构代付保费与否分为不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与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第二，依受托机构受领保险金后是否负有管理运用的义务，分为主动的人寿保险信托与被动的人寿保险信托。高龄者财产信托也可遵循此种模式，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以失智、失能现象的出现作为保险事故，在信托合同中约定由受托机构代为支付保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受托机构即以该笔保险金作为照顾高龄者生活的资金。由受托机构负责积极地管理该笔信托资金，并将运用中获得的收益用于高龄者生活品质的维持与提高上。[28]我国台湾的高龄者信托很注重信托资产运用过程的透明化，并强调建立完备的监察系统。

四、高龄者信托的初步界定和设计要点

“高龄者信托”是目的指向的，并不是信托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中包含高龄者的信托，而是以高龄者的福祉为信托目的、以高龄者（及其所在家庭、企业等）财产为信托财产、旨在拓展信托在高龄社会的理财功能的一系列信托设计。“信托的基本功能乃融合有财产的保全功能与增值功能在内，而为传统信托制度所欲达成的财产管理功能。”[29]高龄者信托不但集中体现了信托的上述基本功能，而且充分反映了信托目的自由化、弹性空间大的特征，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在高龄者信托中，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是高龄者作为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具体分为作为委托人的权利和作为受益人的权利。相比于知情权、管理方法调整权、撤销权、解任权、选任新受任人的权利等，信托受益权的保障具有根本意义。因此，受托人应当更好地履行忠实、善管等义务，以确保信托本旨的达成。其中，信托目的、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三大要素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信托目的在信托设立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是信托行为成立的纲。[30]作为目的指向的高龄者信托，应规定合法、明确、细化的信托目的，既为受托人指明方向，也为受托人履行义务确立尺度。信托目的应成为高龄者信托合同（或遗嘱）中的核心条款，避免过于简单、抽象，要明确体现高龄者需求的实际。
其次，拓展信托财产的种类和范围，是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关键。不论是动产、不动产，还是物权、债权，以及股票、债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只要能够成为高龄者信托中的信托财产，就应成为信托机构挖掘信托价值的切入点。在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应切实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安全。
最后，在受托人固定的前提下，应明确委托人和受益人，尤其是受益人的范围和数量。在高龄者信托中，不仅高龄者本人可以成为委托人，高龄者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所属机构、团体等，都是潜在的委托人（也是信托机构的潜在客户）。委托人对信托特别是对受托人享有监督权，既是信托的发起者，也是信托的监督者。受益人作为受益权的享有者，在信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不言而喻。对高龄者信托而言，区分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尤其是明确受益权的取得、放弃、转让、继承以及共同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分配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在高龄者信托中，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应考虑设立信托监察人，通过代表受益人（尤其是高龄者）监督受托人来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并且，可以借鉴日本的“信托财产管理人”[31]制度，从信托连续和信托财产稳定安全的角度，保障高龄者权益。无论是信托监察人，还是信托财产管理人，都可以在信托文件中加以约定。
信托因其具有弹性而使其得以适应多变的金融环境，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应用到信托制度。[32]在金融信托领域，信托机构应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及时察觉金融环境的变化，适时地开发高龄者信托产品。尤其是我国的高龄社会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与高龄者相关的现有法律政策环境以及未来动向，确保高龄者信托产品合乎现有的法律政策。尤其对税收、会计、社会福利、医疗、监护、保险、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信托机构应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2、注意不同高龄者群体对退休生活、经济条件、精神享受、财产传承、投资取向、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需求，针对不同的高龄者群体设计不同的产品，充分体现和保障委托人（高龄者）的意愿，减少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运用。
3、注意固有的家庭传统观念和新时期家庭结构及观念的变化，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不仅要考虑高龄者本人的意愿，而且要考虑高龄者子女及其他照顾者的意愿，最大程度地减少高龄者信托的阻力。
4、注意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高龄者经济状况的差别，针对不同地区高龄者财产的种类和数量设计适宜的高龄者信托产品。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1月30日审议通过了《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现予公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1991年11月14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军事设施的保护，巩固国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场地、设备等军事设施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军区主管全省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军分区、县（市、区）人民武装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第四条 省、地（市）和本行政区域内有军事设施的县（市、区）应当设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兼任，副主任由军事机关负责人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兼任，成员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有关军事机关的负责人兼任。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有关军事设施保护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二）组织开展军事设施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
（三）协调解决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其他军事设施保护区域以及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划定、调整、撤销工作中的问题；
（四）依法协调处理地方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涉及军事设施保护的矛盾和纠纷；
（五）制止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第五条 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有关军事机关，负责军事设施保护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辖区内有军事设施的乡（镇）和村，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军事设施保护小组。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第八条 保护军事设施是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第九条 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军事设施的保护
第十条 军事设施分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
第十一条 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的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划定的范围设置明显的标志，并修筑围墙或者设置隔离网。
第十二条 军事禁区的外围需要划定安全控制范围的，应当与军事禁区同时划定。
没有划入军事禁区的军事设施，根据需要，可以划定安全保护范围。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根据实际需要并结合军事设施外围的具体情况划定。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其他军事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及其附着物，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
第十三条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其他军事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当地群众可以照常生产、生活，但是，从事下列活动不得危害军事设施的安全和使用效能：
（一）兴建涉外项目；
（二）采石、采矿、取土等；
（三）游览、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等。
禁止依托军事设施外围墙体搭建民用设施。
禁止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爆破、射击活动。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其他军事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征求军事设施管理单位的意见。
第十四条 禁止在军用机场及其安全保护范围和机场净空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在机场内放牧、割草、耕种、打场、晾晒谷物；
（二）焚烧可燃物体；
（三）种植高杆植物；
（四）修建超出机场净空标准的建筑物或设施。
军用机场包括野战机场、应急起飞跑道、公路跑道和为战时使用保留的旧机场。
军用机场净空区域是指为保证军用飞机起飞、着陆和复飞的安全，在飞行场地周围划定的限制物体高度的空间区域。
第十五条 军用机场所在地人民政府进行城乡建设规划，可能影响军用机场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应当征求军用机场主管单位的意见；军用机场主管单位应当提供机场保护方面的有关资料及咨询。
第十六条 未经批准，禁止在划定的国防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和国防工程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或涉外项目；
（二）开山、采石、采矿、采伐林木；
（三）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公路；
（四）打开坑道和永备工事的口部；
（五）在坑道和永备工事内存放物资器材，或者从事种植、养殖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从事农田水利建设不得危害国防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国防工程管理单位或者管护人员发现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可能危害国防工程安全或使用效能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和人员采取防范措施。
第十七条 无部队驻守的国防工程，其管理单位应当与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共同委托乡（镇）、村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武装部门、民兵看管，并办理委托和交验手续。被委托单位应当确定专人负责看管。
第十八条 禁止从事下列危害军用通信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在通信线路安全范围内进行爆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二）在埋有电缆、光缆的地面上钻探、种树、挖沙、采石、取土，倾倒腐蚀性废弃物；
（三）移挪电杆或者更改线路，在电杆及其拉线安全范围内采石、取土；
（四）在电杆及其拉线、天线搭架及其他设备上拴绑重物、牲畜，向电杆、电线、隔离子进行射击；
（五）在通信线路上搭挂广播线、电线和电视天线。
第十九条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发现在军用通信线路沿线筑路、兴修水利、建设农田、植树造林、砍伐林木、运输货物超高、架设线路、铺设管道或者进行水下作业等，可能危及军用通信线路安全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采取防范措施。
第二十条 在军用电磁环境区域内，安装或者使用可能产生电磁辐射和无线电波辐射的仪器、设备时，应当报告所在地军事设施管理单位，由军事设施管理单位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对其干扰程度和电磁障碍物的影响情况进行测试和论证，经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同意后，方可安装、使用。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军用铁路、公路专用线和军用输油、输水、输气管道限界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未经批准，禁止接用军用输油、输水、输气管道和输电线路。
禁止毁坏助航、导航、测量标志和民用铁路线上的军用站台等军事设施。
第二十二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需要设立公安机构的，由有关军事机关提出申请，报省公安厅审批。
第二十三条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的警卫值勤人员，对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行为，应当劝阻和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一）驱逐非法进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人员；
（二）将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人员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三）扣留非法在军事禁区或者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等活动的人员的工具、器材，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在紧急情况下，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可以将严重影响军事禁区正常活动的障碍物拆除。
遇到危及军事设施安全或者本人生命安全等紧急情况，军事设施管理单位的警卫值勤人员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使用武器。

第三章 经济建设与军事设施保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审批经济建设项目或者编制城乡发展规划，涉及军事设施的，应当征求军事设施管理单位的意见；未经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不得兴建或者实施。
第二十五条 安排建设项目或者开辟旅游点，应当避开军事设施；确实不能避开，需要拆除、迁（改）建军事设施的，由省人民政府和北京军区商定，报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
拆除、迁（改）建军事设施的工作，由军队组织实施，费用由地方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施行前，在军事设施附近建成的对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民用设施，应当由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和民用设施的所有权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当地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提出处理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军事设施保护情况通报制度。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通报军事设施保护情况，提出保护建议和要求，必要时提供有关资料；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向军事设施管理单位通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听取军事设
施保护单位的意见。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给予表彰、奖励：
（一）执行有关军事设施保护的法律、法规，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
（二）勇于同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作斗争的；
（三）积极采取保护措施，使军事设施免遭自然灾害的危害，或者使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事迹突出的；
（四）对军事设施的保护提出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收到显著成效的；
（五）在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中做出其他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不听制止，或者破坏、盗窃军用设施、设备的，由军事设施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和有关治安管理
的法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军用机场净空区域内修建高层建筑或者设施的，除按照第二十九条规定处罚外，由军用机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经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同意，在军用电磁环境内安装或者使用可能产生电磁辐射和无线电波辐射的仪器、设备，危及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由军事设施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和有关治安管理的法律处罚，
并由军事设施所在地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
第三十二条 对军事设施负有保护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1991年11月14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199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