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查处1999年第三季度药品抽验中不合格药品的通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或卫生厅（局）、医药管理部门，解放军总后
卫生部，武警总部卫生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药品管理法》，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整顿和规范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6〕14号，下称“国办发〔1996〕14号文件”）精神，根据全国药品抽验计划要求，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组织各省级药品检验所在
全国范围内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部门进行抽样检验（结果详见附件1：药品质量公报），现就抽验不合格药品的查处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海南碧凯药业公司”等130个生产单位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等67个品种、184个批号不合格药品（见附件1中的附表一、二），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一条及《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按劣药进行查处，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将
继续进行跟踪抽样检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或卫生厅（局）（以下简称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被抽样单位中的经营或使用上述不合格药品的单位，按经营或使用劣药依法进行查处。
二、经核实，标示为“湖北黄石市卫生材料厂”等31个生产单位生产的“风油精”等21个品种、41个批号的标示药品（见附件1中的附表三），均为假冒药品，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条规定，按假药进行查处，统一没收、销毁；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依法
追究被抽样单位及购销途径中的经营单位的责任，对尚未查清的应追查其假药的来源。
对标示为“吉林省天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硝唑片”（批号980402、规格0．2ｇ），经生产单位确认为“无此批号”，但被抽样单位认定是直接从“吉林省天源药业有限公司”购进的，并有进货发票。为此，对上述的标示生产单位及相关的两个经营单位，责成吉林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重点调查。
三、对海南碧凯药业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黑龙江省乌苏里江制药厂生产的蛇胆川贝液，哈尔滨世一堂制药厂生产的头孢氨苄片，共计3个生产单位生产的3个品种（见附件2），属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在企业成品库内跟踪抽验仍有1批以上不合格的或同品种质量考核中有
3批以上不合格的，根据《药品管理法》及国办发〔1996〕14号文件精神，责成海南、黑龙江等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撤销上述品种的批准文号。
四、经对抽验不合格药品进行核查工作中查实：江西省景德镇市医药公司、山西晋中益济堂药店、内蒙古五原利民药店、内蒙古通辽市北方药材经销公司、内蒙古临河医药站批发部、广东省云浮市区城基路彭国洪药店因违反规定从非正规渠道进货，致使假药流入流通渠道，危害人民生
命与健康，按照《药品管理法》及国办发〔1996〕14号文件精神，责成江西、山西、内蒙古、广东等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6家经营单位依法查处。
对安徽省毫州药材总公司及其挂靠人员王振云、李全才非法经营假冒药品问题，责成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一步核查。
五、山西省西山矿务局职工医院自称从山西康达药业有限公司进货，但无进货证明；宁夏平罗县太西镇卫生院二门诊自称从私人手中进货，无进货证明；宁夏中卫县沙桥卫生所自称从西安的郑春林手中用中药饮片换货，但无进货证明；内蒙古包头市第七医院自称是该院私人换药的，无
进货证明。上述4家医疗单位违规从非正规渠道进货，不能保证病人的用药安全有效，严重违反《药品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特此通报。
六、在前期药品质量公报（总第40期）附表四中公布了湖南省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经营一部经营的标示为鹤壁市制药厂（河南省）生产的甲硝唑片（批号为980521），经厂家反复确认为无此批号，属假药；后经核查该批药品是该厂生产的。为严肃法律，按照《药品管理法》第五
十条及国办发〔1996〕14号文件精神，责成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没收该批药品的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并撤销该厂生产的甲硝唑片的批准文号。
七、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大对本期公报中假劣药品的查处力度，查处结果于2000年1月15日前上报我局市场监督司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附件1：药品质量公报
（略）

附件2：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名单

1、海南碧凯药业公司 阿司匹林肠溶片 40ｍｇ
2、黑龙江省乌苏里江制药厂 蛇胆川贝液 10ｍｌ
3、哈尔滨世一堂制药厂 头孢氨苄片 0．25ｇ

附件3：依法查处的经营企业名单
1、江西省景德镇市医药公司
2、山西晋中益济堂药店
3、内蒙古五原利民药店
4、内蒙古通辽市北方药材经销公司
5、内蒙古临河医药站批发部
6、广东省云浮市区城基路彭国洪药店



1999年10月10日
我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实现抵押权时，如果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协商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完备的信用体系，很多债务人严重缺乏诚信，恶意逃债现象层出不穷。在这种现实环境下，抵押权人与抵押人能够自行协商一致达成协议进而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极少，抵押权人只能依靠诉讼程序实现抵押权。而民事诉讼有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的冗长程序，要实现抵押权既耗时耗力又成本巨大、效率不高。更何况诉讼程序走完后，能够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债务人也不多，抵押权人往往还得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强制执行程序，历经评估、拍卖、变卖、抵债等程序，才能最终实现抵押权。鉴于上述情况，有人建议，为使抵押权的实现程序更加简便，应当允许抵押权人在协议不成的情况下，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尽管民事诉讼法经过修改后，在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增设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即第一百九十六条“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由担保物权人以及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依照物权法等法律，向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和第一百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该法条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效果仍有待检验。

笔者认为，目前完善银行债权保护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高效、安全和低成本的实现银行的抵押权。最好的脱困出路是通过公证机构赋予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以实现抵押权，理由如下：

首先，与由银行申请人民法院按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实现抵押权相比，该路径选择的优势主要有三点：

第一，通过公证机构赋予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实现抵押权更为便捷。尽管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增设“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目的就在于简化诉讼程序，增加当事人便利，但是与公证相比，仍显繁琐。如银行可以就近选择公证机构而无需前往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同时也可以避免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带来案件审理时限延长的现实窘境。

第二，通过公证机构赋予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实现抵押权从一定程度上讲更有威慑力。要以公证的方式赋予合同强制执行力需要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办理公证，并在合同中载明当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与实现担保物权之诉比较，这在债务人违约之前就已明确了实现抵押权的强制效力，较之违约后的追诉往往更有威慑力。

第三，通过公证机构赋予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在实践中更加成熟。我国公证法、民事诉讼法对如何作出、执行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规定已有多年，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配套的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都更加成熟和完备。早在物权法颁布之前，不少银行就事先办理抵押合同公证，一旦债务人违约，就申请公证机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出具执行证书，然后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实现担保物权之诉必然还将经历实践的检验后才能够成熟和完备。

其次，与银行由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进而实现抵押权相比，选择该路径更具有现实性。从多年来支付令的司法实践来看，试图通过督促程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进而实现抵押权，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债务人往往都要提出异议，将案件拖入诉讼。

最后，从域外司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如《瑞士民法典》第799条、《德国不动产法》第29条都确立了通过公证机制不经诉讼程序实现抵押权的司法制度。由此可见，以公证赋予抵押合同强制执行力，不失为解决银行债权特别是抵押权实现面临困境的有效解决出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公证机构赋予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能够更好地控制抵押权实现过程中效率、成本和风险平衡，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银行债权尤其是抵押权，令其及时、便宜、有效地得以实现，更不失为目前正在倡导建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