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还是名誉权？

李仁兵


报道基本事实：
-------------------------------------------------------------------------------------------------
据大河网-河南商报7月17日报道“昨日下午3时许，网友“坏坏的小色女”发帖《围观啦!校长裸体上课，女生花容失色》。帖子中说，上课时，人体女模特临时没来，男校长便直接宽衣解带，充当人体模特。该帖子一现身天涯论坛，立刻引来网友热议。从发帖时起到下午7时许，短短3个半小时内，已有5355名网友点击。
“经核实，该裸体男子确实为南京中山文理专修学院院长杨林川。他的油画《和平飞天》是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悬挂的第一张油画。
“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杨林川说，他不觉得这么做丢脸，如有需要，他下次还会给学生当人体模特。
……
“网络资料显示，杨林川，1967年出生，是著名音乐家、画家。他担任了(文化部)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此外，他还是南京中山文理学院院长和南京中山画院常务副院长。民革江苏省委委员、民革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十届、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
……（来源于：http://news.163.com/10/0717/03/6BP03FE900011229.html）
--------------------------------------------------------------------------------------------
这位著名音乐家、画家杨林川院长在艺术课堂上毅然充当人体模特的行为，让我想起了当年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首创的人体写生课第一裸的举动。20世纪初，一些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子，把人体艺术连同其教学程式带回中国，开始在美术院校里开设画人体模特的课程。1912年秋，东渡回国的李叔同应时任校长经亨颐邀请，在一师担任音乐和美术课老师。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首创了人体写生课。由于当时社会观念保守陈腐，极难聘请到模特，尤其是成年男性模特儿。于是，李叔同先生本人在人体写生课上，在同学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宽衣解带，充当人体模特，让学生面对自己进行写生，这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创举，估计这是中国人体写生课的第一男裸。但因此举仅限于学校内部，与社会敏感人士井水不犯河水，故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后来广为人知刘海粟人体模特风波争斗。至于近来有关模特的风波有：2002年“汤加丽”事件、四川德阳的李氏以亲生女儿为人体模特事件……总之，在作为西洋艺术意义上的裸体艺术创作样式，和与之密不可分的人体模特写生训练手段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每一次的风波都显现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裸体艺术。
杨林川院长的这次行为，完全符合一个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其回答极为实在、中肯“学生都是花钱来上课的，如果我不当人体模特，那不是浪费学生的学费吗?如果需要下次还会给学生当人体模特。” 杨林川院长摆脱了传统世俗，代表了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

　　但是，本文中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在杨林川院长的这一行为，而重点探讨的是: “坏坏的小色女”在未征得杨院长同意的情况下，私拍杨院长裸照3张，并发帖到天涯论坛，引来网友热议的行为，就是是侵犯了杨院长的名誉权还是隐私权的法律问题。

　　有人认为“网帖侵犯了当事人名誉权”。据前述报道称，天之权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张少春表示，发帖人未经允许，将杨林川的裸照传于网络，且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损害了对方的名誉权。名誉权属人格权一种，当事人可向发帖者提出索赔。除了民事赔偿外，发帖者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根据《治安处罚法》，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属实后，发帖者将面临15日行政拘留。此外，杨林川有权要求网络撤销该帖子。如果网站拒绝，则违反了今年7月1日刚刚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是本律师认为：“坏坏的小色女”发贴行为更应当以侵犯隐私权追究侵权法律责任。根本理由在于：于2010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已经于第2条、第62条等条文明确规定了隐私权制度，并将隐私权与名誉权并列为民事权益之一。这一法律规定使我国原来虽有保护隐私权的若干规定，但宪法和法律均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明确规定的不完善的制度完善化、独立了，扭转了隐私权保护依附于名誉权制度的被动局面。

　　具体的理由如下：
　　一、就名誉权和隐私权的区别而言，“坏坏的小色女”偷拍发贴行为直接侵犯的是杨院长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私人活动的自由权，侵入了公民的私有领域。
名誉是对特定人的品德、情操、才干、声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社会评价。它可以通过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公开表示直接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公众的舆论和议论间接体现出来。名誉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社会性，它存在于公众的观念形态中，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时代性。名誉权就是公民享有的就其社会价值而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是公民进行正常交往、从事商业活动的前提，直接影响到公民其他权利的取得，被称之“人的第二生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名誉权】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４０．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3.08.07和1998.07.14颁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所谓的隐私，从语义上分析，是指不愿意告人或者不愿公开的事；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体现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公众心理，即每个人都希望在愈来愈复杂的社会网络中为自己保留一块相对安宁的，既无损于他人也无害于社会的独处的环境；在法律上，则是指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自然人不愿意他人知道或不愿意他人干涉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其特征在于一“私”，二“隐”。隐私的具体内容有私人生活、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等。隐私权，又称个人生活秘密权或者生活秘密权，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以及公民有权决定在特定的场合有限制的展露和使用自己的隐私。
　　从理论而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主要区别有：第一，权利的主体不同。名誉权不仅自然人有，法人也有，而名誉权只有自然人享有。第二，权利客体不同。名誉权的客体是对权利主体的能力、信誉、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社会评价。而隐私权的客体是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秘密的支配。第三，侵害的方式不一样。侵害名誉权常见方式是侮辱和诽谤，使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而侵害隐私权的常见方式是披露、传播、窃取、窥探等，这些行为不一定改变人们对受害人的看法。最后，侵害的内容不同。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人散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是虚构的、捏造的，但是侵害隐私权的内容只能是真实的，不能够是虚假的。
　　本例中，“坏坏的小色女”发贴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其发帖行为引起网络热议，褒贬不一，但是支持还是占大多数。因此，这并不必然导致杨院长的社会评价降低。但是，杨院长在在艺术课堂上毅然充当人体模特的行为，体现了其对个人隐私的支配，并且其仅在艺术课堂上对特定对象展示。“坏坏的小色女” 偷拍发贴行为直接侵犯的是杨院长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私人活动的自由权，侵入了公民的私有领域。因此，“坏坏的小色女”侵犯了杨院长的隐私权，而不是名誉权。

　　二、从隐私权制度的起源来看，“坏坏的小色女”偷拍发贴行为乃借助网络这一大众媒体，刊载了艺术课堂这一特定场合之外被公众视为庸俗不雅的有关杨院长个人裸照，侵扰了杨院长个人内心的安宁，这恰恰是隐私权制度产生的所针对的。
　　人类的隐私意识缘起于人类羞耻心的萌发。远古时代以兽皮和树叶遮体，体现了最原始的人类隐私意识。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社会关系简单，人类的隐私意识仅限于人体之私处。及至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关系复杂化。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确立了体现人本思想和人权观念的近代意义上的隐私观念，其基本内涵是人们对私生活自由的渴望。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首先由美国学者提出，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制度也首先在美国确立。1890年，美国的法学家萨缪尔•D•沃伦（Samuel•D•Waren）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si•D•Brundeis）在《哈佛法律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著名的《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当时提出隐私权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刊载桃色新闻庸俗的流言（slander and libel），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逾越了礼仪规范。为了满足色情体验，迎合低级趣味，报纸网站连篇累牍刊性关系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制造流言。萨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戴斯指出的：“人们在精神方面受到的痛苦和忧伤远远大于人们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受到的身体损害的痛苦。”为此，法律需要拓展，对隐私权提供救济。（“the law must afford some remedy for the unauthorized circulation of portraits of private persons; and the evil of invasion of privacy by the newspapers”） 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隐私权法律问题引起美国法学家普遍兴趣，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与此同时，法官开始通过判例确认隐私权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其中最早的判例为纽约州低等法院1890年审理的Manola诉Stenvens私拍演出图片案。1865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大量隐私权案件的基础上，确定了隐私权为美国宪法权利之一，其更根据是从联邦宪法第4条修正案 引申出来的司法解释。联邦最高法院从该条文中演绎出隐私权不受侵犯这一阁原则，即家庭生活和私人领域，国家权力不能干预，非经法定程序，政府不得对他人实施跟踪、窃听、偷拍照片及调查家史。美国隐私权法理论发展的第二次运动则是由威廉.普洛塞尔教授发出和推动的。普洛塞尔教授系统地研究了美国法院审理的有关侵害隐私权的判例，认为隐私权法实际上包含四种侵权：1、侵入隐私；2、窃用姓名或肖像；3、公开私生活；4、公开他人之不实形象。在美国，对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侵权行为法领域。美国正是通过大量侵权行为判例确立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基本制度。美国保护公民隐私权较为重要的法律有：1967年《信息自由法》、1974年《隐私法》以及《公平信用报告法》、《家庭教育及隐私法》、《财务隐私法》等等。1974年美国联帮制定的《隐私法》是一部全面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专项立法，普洛塞尔教授的上述理论后来被美国的《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所采纳。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是美国法律学会对现存于各级法院的判例中的各种侵权行为法原则、规则进行的系统化整编和条文化方式表述。具体内容如下：1、一般原则。包括：（1）侵犯他人隐私权的，就受害人因此而受到之利益损害应承担责任；（2）侵犯隐私权的范围，包括不合理地侵入他人之隐私，窃用他人之姓名或肖像，不合理地公开他人之私生活，使他人有不实形象之公开。2、四种侵害隐私的行为。具体规定了四种侵害隐私权行为的特点、情形和构成要件。3、免责的特殊权利。4、赔偿。明确规定了侵犯隐私权所造成的损失的范围。赔偿包括三个方面，即对隐私利益的损害赔偿、对精神痛苦之赔偿及其他由法律所认可的损害的特别赔偿。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对隐私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美国总统批准并公布了《全球电子商务架构报告》，以回应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美国国会又于1998年通过《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法》。这些都反映了美国隐私权制度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
　　此后，隐私权作为一种国际人权，已经得到《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主要国际人权文件的确认与保护，也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社会和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今天，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信息传播的发展，透过网络而进行的隐私获取与扩散越来越容易。《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55%的人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保护个人隐私正变得越来越难。调查中，29.3%的人表示，自己的“个人信息曾被随意公开泄露”；12.3%的人认为，在互联网上注册(如电子邮箱)时，“当然不能填”自己的真实信息；15.1%的人在工作场所的行为被监视。
　　本例中的“坏坏的小色女”偷拍发贴行为，正发生在互联网时代。其借助网络这一大众媒体，刊载了其偷拍的艺术课堂这一特定场合之外被公众视为庸俗不雅的有关杨院长个人裸照，侵扰了杨院长个人内心的安宁，这恰恰是隐私权制度产生的所针对的。

　　三、从我国对隐私权保护制度来看，隐私权的保护已经脱离名誉权的保护制度，形成了完善的、独立的保护制度。
　　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由于当时的法律没有明确人格权是否包括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４０．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 因此，隐私权的保护不完善，只有在其侵犯隐私，又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才可以借助名誉权制度获得救济；在仅侵犯隐私而未对损害他人名誉的情形，法律处于空白。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弥补了原来法律的空白。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而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62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至此，隐私权的保护已经脱离名誉权的保护制度，形成了完善的、独立的保护制度。
　　综上所述，本次风波中，“坏坏的小色女”偷拍发贴行为直接侵犯的是杨院长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私人活动的自由权，侵入了公民的私有领域,并借助网络这一大众媒体，刊载了艺术课堂这一特定场合之外被公众视为庸俗不雅的有关杨院长个人裸照，侵扰了杨院长个人内心的安宁。其行为侵犯的是隐私权，而不是名誉权。在隐私权保护在民事领域已经形成自己独立、完善保护制度的今天，我们不应当单纯的借助传统的名誉权保护法律制度，诸如“汤加丽”事件的名誉权诉讼，而可以直接利用隐私权保护法律保护制度。

　　附：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一、宪法的有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条文：
　　（1）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该规定为后来其他部门法和特别法规定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以及为相应的司法解释出台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2）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该规定是宪法对隐私权中的私生活安宁的直接确认与保护。）
　　（3）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究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该宪法条文已间接将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规定为可减克的权利，即执法部门可依法定程序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加以限制，这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相一致的。）

　　二、刑法的有关规定。
　　（1）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探讨（二）

曲宇辉


笔者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探讨（一）》一文中已对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和“有偿”收回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就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有关条款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执法主体和法律文书的规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有关立法机关的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
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需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问题是，1999年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实行分级限额一次性审批[1]；1999年后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为三次批准，第一次是农用地转用审批[2]，第二次为征地审批[3]，第三次为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4]。虽然第一次审批和第二次审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办理”[5]，但也有分别审批的法定情形[6]。在三次审批且批准权不一致的情况下[7]，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究竟是指哪次审批的人民政府？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连续２年未使用的，经国务院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占用基本农田都需经国务院批准“农转用”和经国务院批准“征地”这一思路，似乎“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当是指批准农用地转用或者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但是，仔细分析三次审批的批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
“农转用”审批是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是土地用途“转类”的审批；“征地”审批是将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的审批，是土地所有权“转权”的审批。这两次审批的共同特点，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审批，不是对土地使用者的审批；二是这种“转类”审批和“转权”审批并不涉及土地使用权，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审批。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转类”和“转权”审批后，还需由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者进行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只有在即办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后，土地使用者才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与土地使用者或者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审批，是第三次审批，即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
根据上面的分析，由于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客体是土地使用者，标的物是土地使用权，可以认为，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该是指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至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只能理解为是对“基本农田”一种特殊规定，但这一特殊规定对查处、收回闲置土地工作的开展，至少是不利的。
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分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两种执法主体。
1、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三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
2、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两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
3、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或者表述为“国家收回”的，有五种情形：即《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第2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0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
且不讨论“国家收回”究竟由人民政府还是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的问题，细读上述法律法规条款，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个不一致：
1、《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闲置”土地，但规定的执法主体并不一致。
2、《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第4项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撤销、迁移”，但规定的执法主体也不一致。
此外，国土资源部1999年发布的第5号令《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闲置土地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与《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也不一致。
由于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规定不一致，已对收回土地使用权工作造成了法律上的障碍，直接影响了这项工作。因此，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此应当作出统一的规定。
三、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是“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笔者认为，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是适当的。但是，对于因土地使用者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即被作为行政处罚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则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相抵触。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关于认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法律性质的意见》的通知（［1997］国土［法］字第153号）中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是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一项重要的行政行为，主要采取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两种方式进行。《行政处罚法》颁布施行后，除行政处理决定仍旧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外，土地管理的各项行政处罚必须依照《行政处罚法》由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因此，行政处罚的“收回”，应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如果需要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成为一种专用法律文书，并适用行政处罚的“收回”，也应该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国家法律作出规定，而不是由国家部委的规章作出规定。
四、几点建议
1、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
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实行两级分离制度，即“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这是基于土地在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作出的一项特别规定。基于这一特别规定，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不能分别考虑批准机关应该是谁，执法主体应该是谁，而应作统一考虑。笔者认为，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进行统一，并非难事，可以在下面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进行统一，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统一。
（1）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2）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市、县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防止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为同一人民政府，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为“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为“省级人民政府”。
2、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今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在有关条款中应明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在现阶段，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应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对于行政处罚的“收回”，应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使用《行政处罚决定书》。



[1]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它土地二千亩以上，由国务院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上一千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上二千亩以下，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2]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的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前述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3]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由国务院批准。征用前述规定以外的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4]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5][6]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3款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
[7] 作为例外，根据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修改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存在三次审批由同一人民政府审批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