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工作规定

(2006年3月20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条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特约检察员工作，充分发挥特约检察员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结合我省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特约检察员的职责任务：
(一)对检察业务工作中的专业性问题提供咨询；
(二)对检察机关执法情况和检察人员守法情况实行监督；
(三)反映或转递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的检举、控告和不服刑事处罚的申诉情况或材料；
(四)经省检察院领导指派，参与有关案件的审查、复查和调查；
(五)参与有关省检察院检察改革和工作机制创新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研究；
(六)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第三条特约检察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阅读检察机关有关文件；
(二)参加检察机关有关会议；
(三)经省检察院领导批准，可以约请有关检察人员进行专题座谈、专题调查；
(四)有权向统战部门和有关单位反映工作情况和问题；
(五)有权了解对所转递、提供的举报线索和控告，以及申诉材料的查处结果；
(六)对参与审查、复查和调查的案件发表意见，在意见不被采纳时，可向检察长反映。
第四条特约检察员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忠实于事实真相，忠实于法律，不谋私利，不徇私情，秉公执法；
(二)服从领导，听从指挥，遵守纪律；
(三)严格遵守检察机关的保密制度，不泄露机密；
(四)接受检察业务培训，努力学习检察工作和相关的法律。
第五条特约检察员的工作纪律：
(一)自觉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遵守《检察人员纪律》和检察机关制定的有关工作制度；
(二)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遵守检察机关的保密规定；
(三)特约检察员参与案件的审查、复查和调查，在省检察院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按法定程序进行；
(四)不得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党派组织、发展党派成员或从事党派活动；
(五)对违反法律、纪律和规定的特约检察员，予以解聘，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六条特约检察员的阅文范围：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检察院及各内设机构下发的有关文件和业务资料；
(二)省检察院及各内设机构召开的有关业务会议文件和资料；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编辑的《检察信息》《情况反映》和省检察院编辑的《阅检信息》等；
(四)省检察院领导确定特约检察员阅读的文件和材料。
第七条特约检察员参加会议的范围：
(一)审查、复查和调查有关案件的工作会议；
(二)专题调查研究的各种讨论会；
(三)全省检察长座谈会、工作会议和有关部门业务工作会；
(四)省检察院召开的特约检察员座谈会；
(五)省检察院领导确定特约检察员参加的其他会议。
第八条特约检察员反映或转递的文件、材料处理：
(一)群众指名寄给特约检察员的文件，由办公室负责登记后转交特约检察员本人；
(二)特约检察员转递、提供的举报线索和控告、申诉材料，办公室转呈省检察院领导批办并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处理情况和结果，由办公室向特约检察员反馈；
(三)各有关业务部门对办公室转交的特约检察员反映举报线索和控告、申诉材料，认为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或其他原因的，应及时与办公室协调处理。
第九条特约检察员组织关系及因公出差的待遇：
(一)特约检察员不脱离原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其行政关系和工资、福利等仍由原单位负责；
(二)参与检察机关组织的办案等工作时，由检察机关给予与检察人员相同的补贴。
第十条省检察院特约检察员聘请工作由政治部具体负责，并认真依照程序、条件、期限进行。
第十一条特约检察员的聘请程序：
(一)省检察院向省委统战部提出聘请的意向性意见，由统战部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根据省检察院的要求提出受聘人选；
(二)对受聘人选，由省委统战部与省检察院共同协商认可，再征得被聘人员所在单位和本人同意后确定；
(三)以省检察院名义向被确定聘请的人选单位发聘请通知书，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四)以省检察院名义向特约检察员颁发《特约检察员证书》。
第十二条特约检察员的聘请条件：
(一)在本地区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的同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良好的品行；
(三)具有一定的法律或与检察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特长，工作经验较为丰富，能秉公办事；
(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愿意参与检察工作，且年龄适合；
(五)宗教界人士和担任律师(或兼职律师)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不在聘请范围。
第十三条特约检察员的聘请期限：
(一)省检察院特约检察员聘请期限为五年；
(二)特约检察员聘任期满后，可根据实际情况续聘或解聘，一般不超过两届；
(三)特约检察员在聘任期，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职责的，应由省检察院商请省委统战部予以解聘并通知本人，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十四条省检察院办公室负责特约检察员工作，具体承担下列事项：
(一)确定专门科室和人员负责特约检察员的组织管理和日常联络服务工作；
(二)提出特约检察员工作年度计划，总结特约检察员年度工作情况；
(三)每季度或半年向特约检察员通报检察工作主要情况；
(四)组织特约检察员参加检察机关有关会议和专题调研活动；
(五)组织特约检察员参与有关案件的审查、复查和调查，必要时，经检察长同意，可以列席检察委员会会议；
(六)组织特约检察员参加接待群众信访活动；
(七)听取并反映特约检察员的意见和建议，办理特约检察员转递的举报线索和控告申诉材料有关事宜，并负责向特约检察员反馈结果；
(八)联系有关部门对特约检察员进行专门业务知识培训和定期阅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检察院有关文件资料；
(九)协调帮助特约检察员解决履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十)加强对设区市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工作的指导，了解全省特约检察员工作情况，开展调查研究，组织经验交流，推进和完善特约检察员工作。
第十五条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居住权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平与个体正义


摘要：当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居住权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是居住权作为人权的一般的意义上所应具有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的“善”和“美”。 个体正义的意义在于满足社会个体的正义需求，使之作为“人”的尊严得以保证。基于居住权是人的基本人权之一，因此社会应该为社会个体提供居住权的保障机会，并且保证这种机会是大致平等的。由于居住权极具理论性和现实性，因此，本文试图就法的价值的层面来分析居住权的价值取向问题，并从社会公平与个体正义的角度来具体阐释当下我国公民居住权的境遇，最后，就居住权的保障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关键词：居住权 社会公平 个体正义



2007年5月19日，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参加“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时表示，要更加注重健全市场体系，完善住房价格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住房价格水平，新旧兼顾逐步实现“人人享有住房的”的目标。住房是一种基本权利，住房发展要从过去追求经济增长和平均住房面积增加，转向注重社会公平和解决民生问题，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1] 然而，汪部长这一掷地有声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掌声，反而招致诟病！由此，掀起了学界对“居住权”问题的再认识。
一、界定：居住权的概念
居住权，顾名思义，就是公民享有的居住权利。然而，居住权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居住权的法律涵义是什么？对此，在探讨居住权的价值取向之前需要厘清。
（一）、历史由来
居住权最早诞生于罗马法之中，作为与地役权相对应的一种人役权而出现，指非所有人对他人所有的房屋进行居住的权利。罗马法中的役权包括地役权和人役权两种，而人役权隶属于役权这个上位概念。最初，居住权是为了保障没有继承权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对继承权被剥夺的寡妇或者未婚女儿以遗赠用益物权的方式使之取得一种供养。[2]
因此，居住权在民法上最初是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而设立，是基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而设立的人役权。
（二）、概念界定
本文所说的居住权较之罗马法意义上的“居住权”而言，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居住权。其不仅涵盖了罗马法意义上的居住权涵义，而且，将其役权的属性扩大到所有权的范畴。因此，本文所讲的“居住权”是指基于人之为人的权利而享有的满足最低层次生活需要的居住和收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
（三）、当前境遇
当下，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公民的居住权的遭到了来自于商品房市场的高端扩张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商品房的价格持续飙升，已经严重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和公民的承受能力，形成了“全面购房”的狂潮！究其根源，焦点就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的失当以及房地产商的恶意炒作。居住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但公民当前的居住权在“强力”的夹缝中显得柔弱不堪！因此，当汪部长提出“人人享有住房”、“住房是一种基本权利”的时候，招致了舆论界和广大公民的“无言以对”之回应就不足为奇了！
二、争议：居住权的价值取向
从法的价值的层面来讲，居住权具有社会公平价值和个体正义价值的双重取向。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和个体正义价值取向统一于居住权作为“人权”的价值之中，然而，二者也并非总是“和谐”的。社会公平与个体正义，两者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有差异的。社会公平以追求社会整体的“善”作为价值取向，同时，也追求“整体主义”的“美”；个体正义追求的是社会个体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最大化的”的正当利益，是个人本位意义上的正义，是正义之于社会个体的体现。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经常性冲突，这两种价值取向在具体的情境之下就会发生碰撞！
（一）、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前述所言，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是居住权作为人权的一般意义上所应具有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的“善”和“美”。
1、社会公平界说
社会公平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社会公平可以理解为社会公正的同义语，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正义的同义语。鉴于本文在此讨论个体正义的需要，故而，使用“社会公平”的概念，而不使用“社会正义”。
社会公平侧重于处于相对关系人之外的裁判主体或裁判规则的合理性与公允性。
社会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的一个层面，公平作为法的价值之一，具有“整体主义”[1]的价值立场。与公平价值相对应的是“平等”的价值取向，“平等”一般是指个体之间的关系状态。公平是与平等是有联系的，在许多的场合，二者可以相互代替，但公平与平等也是有差异的一对概念。“一般说来，平等特别注重的是特定当时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公平更注重的是不特定当时人的共同评价。公平中的‘公’也就突出了评价主体的不特定性和更大的广泛性。”[2]
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其“公平”的内涵各有不同。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关系非常的简单，因此，社会公平的意义在于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这里的“公平”的含义是指社会对老幼的保护，以满足繁衍后代和进行社会经验传授的需要，表现在在食物的分配上对老幼的优先照顾和满足。封建社会中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是指作为封建主的剥削阶级在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上进行的整体配置，目的是满足封建主阶级的统治需求。这里的“公平”的含义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的具有血缘性质的继承，因此，其表现在宗族继嗣的血统继承。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其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是指机会均等、优胜劣汰，亦即“分配正义”意义上的社会公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其“社会公平”是指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的保障，表现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亦即“矫正正义”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从法哲学的层面来讲，社会公平的“伦理善”价值表现在社会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一种社会公平模式的构想固然美好，但问题在于（正如许多法学家所质疑的那样）如何使“幸福”得以普遍化？[1]
因此，就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John Rawls 提出并被考夫曼教授称之为“反面的功利论”的正义理论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反面功利论”的主要论点在于：（1）幸福无法普遍化，除非其意义系内容空洞。（2）正面的功利论的利益只对尽可能的多数人的幸福，而不在乎少数人的不幸。保护少数人在功利论上并无理论基础，当对多数人的幸福有必要时，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幸福。
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对此“模糊”的“幸福”如何最大化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赞同“反面功利论”。正如考夫曼教授所言：“公益正义必须以此种方式追求，尽可能消除或减轻现存之苦难，不制造可避免的苦难，减少不可避免的苦难，且尽可能不加诸社会个别成员身上。尚可得出下述（宽容的）无上命令：应如此行为，使你行为的后果是可忍受的，且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苦难。”[2]
因此，在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在促进社会整体的“幸福”和“善”的同时，更要关注减少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和转型所带来的“不幸”！对于社会秩序而言，此点尤为重要！
2、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居住权作为基本人权之一，在价值取向上应采取“整体主义”的价值立场。在此，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予强调！公民的安居乐业是社会秩序得以实现的重要体现，如果法失去了对公民居住权的保护，那么，我们所力图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复归传统的发展道路，亦即剥削的复归！
当前，我国公民的居住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仅表现在有居者由于行政性的“拆迁”而产生的强制性“购房”问题，而且表现在无居者面临日益上涨的房价而不得不“望洋兴叹”的悲惨境地！笔者不禁要问，谁剥夺了公民的居住权或者说谁制造了住房的“恐慌”？居住权所面临的境遇到底是什么？[3]
或许有些人把矛头指向了我国的市场化进程，然而果真是市场化出现问题了吗？当然不是，问题主要在于我国的供求结构上。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缺乏一个多元的、平衡的正常的供求结构。市场化解决了公民居住权的高端需求和中端需要，但却无力为社会公众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公民提供有效的居住满足。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激情”：该买房的人要买房，不该买房的低收入人群也要挤这个“独木桥”。一方面，强大公权的介入，人为的制造了对居住权的被动呼应；另一方面，同样是借助强大公权，封闭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多元道路。
有鉴于此，公民的居住权必须采取“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保障公民的居住权，实现“人人有其居”的“和谐”社会秩序。“整体主义”的路径在于：首先，通过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实现社会公众普遍的“善”。其次，通过减少“可以克服的不幸”来保障人人享有居住的基本人权。
法的社会功能在于保障公民的安居生活，提供社会公共福利，因此，必须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公民的居住权得以实现。关于公民居住权的具体保障措施，容下文再述。
（二）、居住权的个体正义价值取向
1、个体正义界说
正义是理性社会永恒追求的真理。个体正义是正义的一种体现，是一种“矫正正义”。就居住权而言，个体正义的意义在于满足社会个体的正义需求，使之作为“人”的尊严得以保证。基于居住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社会应该为社会个体提供保障其居住权的机会，并且保证这种机会是大致平等的。社会正义并非是个体正义的简单相加，但缺乏个体正义的普遍实现，很难说社会正义已经得到了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正义不是无差别的正义，将个体正义理解为所有社会个体之间的一律相同的利益分配、一律相同的发展机会以及一律相同的利益损害诉求机制，不仅是理想主义的泛滥，而且（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极易导致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盛行或复辟！因此，是一种历史反动和学术无知的表现！“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我们，公平只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它的实现往往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公平自身内在的蕴含着不公平，有差异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1] 罗尔斯宣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认为社会正义原则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们选择的”。人们在“无知之幕”之后选择的原则主要有两个，即第一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和第二原则（机会平等和差别保护）。[2]
故此，笔者主张个体正义是一种“有差别”的正义，是一种合乎“理性关怀”的正义。或许有些学者会反驳道：“理性关怀”的标准是什么？“有差别的正义”的标准又是如何来把握的？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以下述阐述予以回应。
就社会个体而言，理性关怀下的有差别的正义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社会个体的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社会利益，同时，以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社会个体基于个人先天禀赋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发展能力。为激励其社会贡献能力的再生，必须以差异的分配机制来进行利益的分配，同时，人之为人的天赋之权又需要公共利益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以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和居住权。此为经典正义理论中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体现和应用。
其次、以立法上的正义观为指导，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自我能力的机会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此予以否认和拒绝，尤其是立法者。发展机会的平等表现在经济领域要求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政治领域的人人平等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以及社会职位向所有的人开放。在机会发展平等的基础上，基于个体能力的差异和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欲望，满足积极个体的发展诉求。
2、居住权的个体正义价值取向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也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社会个体之间还存在着种种的自然差别，表现在体力、智力的不同，行为能力的不同等等。然而，不能因为存在或此或彼的差异，就抛弃了社会个体正义的取向而一味强调社会“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就居住权而言，社会应该为社会个体的居住要求提供可靠而稳定的保障（当然，这种保障只是一种建立在平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上的另一种选择）。美国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就正义的多面性曾经指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出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然而，不管正义呈现出何等的“面目”，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仍在于保障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包括居住权。
居住权作为正义的具体体现之一，表明了社会对其组成个体的尊重和关怀！也表明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制的人性化！
回顾当下居住权在我国的境遇，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确切地讲是政府政策在此问题上与正义价值的背离）已经基本上忽视了公民居住权的个体正义价值，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弱点。“实际上，中国的‘扶贫’或‘社会保障’的政策背景大多为直觉主义（如具有桑德尔讲的共同体制有传统的‘自我观’和社会同情心）和功利主义（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较少是社会契约论的（权利道义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