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执行管理体制研究


强制执行管理体制，目前主要是各级各地人民法院自行探索，自行总结，尚无定论。
当前，主要存在两种管理体制。一是执行法院内部探索创新了“立执分立，裁执分立”；二是执行法院与上下左右法院协商一致后，对个案实施提执，委托执行，指令执行，院际间协助交叉执行。
在立执分立、裁执分立的管理体制下，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局）设立执行机构，负责一般案件的执行工作。同时设立执行案件审查裁定机构，负责有关案件的实体及程序审查，依法制作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执行令、拘留决定书、罚款决定书，决定准予或不准予结案等。后一种管理体制目前尚未形成，只是个案实践。
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执行，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措施得当，手续齐备。所以强制执行的管理尤为重要，其管理体制是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上争议颇多的话题。
创新强制执行管理体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突出“公正与效率”主题，围绕执行工作最难，群众反映最强烈，当前法院自身就能整改的问题着手。创设新的强制执行管理体制，要以有利于提高执行人员两个素质，提高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让人民满意为出发点和归宿。执法环境问题，人民法院只能吁请党委和人大解决。
笔者结合基层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司法实践，试就基层法院执行管理体制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强制执行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贯彻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来，基层法院的执行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
（一）建立了由上级法院统一管理的执行工作局，与原执行庭合署办公，防止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二）建立了由立案部门统一立案，统一分配案件给执行人员的管理体制，试行了合议庭裁定制和裁定人员不参与执行制。防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三）建立了办案流程管理制度，防止久拖不执，久拖不结，久拖不兑现。
（四）建立了责权利相适应的岗位责任制度，案件审批制度、工作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和违法违纪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防止草率从事，不关心群众、欺压群众的现象发生。
（五）建立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度，防止病从口入，贪赃枉法和循私卖法行为。
法院执行工作机构垂直管理以来，显现出的许多优势令人欣喜。尤其是在上级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集中各基层法院的执行力量和司法警察，对某些基层法院单独难办的“钉子户”、“拦路虎”“赖债户”等难案，进行强制执行，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也还存在着，试举几例：
（一）现行管理体制，只是将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从本院机构和人员中单列出来，做到了组织落实和人员落实。但还未做到政治落实、思想落实、工作落实、保障落实。
1、关于政治待遇问题，有的未让执行局长进院领导班子或未由副院长兼任局长。未在执行局单独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未将执行局长提请人大任命为执行庭长等。
2、关于思想落实问题，有的人到了执行局，但存在怕苦怕累，怕得罪人的思想，不安心执行工作，要求调整到其他业务部门。
3、关于工作落实问题，有的为了达到执行局人数与全院人数之比例，将一些不熟悉或不适合执行工作的同志分配到执行局，或者力量调配不当，使这些人工作任务不落实。这就使得勤者愈累，懒者愈闲现象恶性循环。
4、关于保障不落实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法院执行工作中。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量大、面广、步行和乘车时间多、工效低，相对成本高，财政经费很难保障，导致当事人负担重。
（二）管理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千呼万唤始出来，显现出先天不足。现在的执行机构改革，只是执行工作体制改革的开始，各种困难和问题严重存在，影响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
1、缺乏强制执行的统一规范，应当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把全党的意志，上升到国家的意志。
2、缺乏强制执行的物质基础，应当尽快配置人民法院统一标识的民事执行警车，以及现代化的通讯、办公设备。
3、缺乏强制执行的经费保障，应当配套出台跨地区、跨范围强制执行的收费标准，解决奉命参与院际协助执行人员的一切费用。体现诉讼成本的公平承担。
（三）现在的强制执行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设置的，与我国加入WTO的形势相距甚远，其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平等。例如：
1，规定对人民代表实行民事拘留时，也要经其同级人大常委会同意，这就使得申请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绝对不平等。还有被拘留人申请复议的程序设置也太繁琐，不便操作。
2，规定跨地区执行拘留时，应将被拘留人交当地公安机关看管，这就使得决定执行机关和公安机关脱节，被拘留人受到特殊的看和特殊的管。
3、规定追究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刑事责任，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这就使得本已由人民法院查实了的犯罪嫌疑事实和证据，被移送到不相关的两个机关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承办单位。不便于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有损人民法院的权威。
为了克服当前强制执行管理体制的这些弊端，笔者建议：
一、建立全国同一的大执行机构，垂直管理至县法院的执行工作部门。执行工作部门人财物应有相对独立性，以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地方财政不足部分经费，由中央财政补足，或在收取的执行实际支出的费用中转移支付。
二、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部门认为需要上级法院执行（即提执）的应在结案期限届满前1个月，向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书面报告，上级法院应当对是否提执，作出明确答复。如不提执，或者指令就近法院执行，则应组织周边法院执行力量协助执行。提执的案件，原执行法院应将执行案件受理费和已收的执行费用移交提执的法院执行部门。由上级法院协调周边法院协助执行的，原执行法院应将案情和执行预案提交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以便向参与协助的人员通报。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执行费用一般应由上级法院收取，强制执行实际支出的费用，一般应由上级法院提请同级财政从诉讼费收入中拨付。
三、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部门中，应设立两个职能不同的工作机构。以便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一个工作机构是执行案件办理人员组成的，可以由若干个“1+1”或“3+1”的单元组成。即一个执行员和一个书记员为一个简易程序执行组，3个执行员和一个书记员为一个普通程序执行组。他们分别对执行案件了解情况，开始做执行工作，能自动履行的，特别是当即清结的，可不下达执行通知书，直接制作执行工作笔录，作为结案依据。如果查明有财产可供执行而借故拒不履行的，应将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和其他证明材料，连同提请采取强制执行的报告（或呈批表）交给执行工作审查组。另一个执行工作机构就是执行案件审查组，由局长和若干执行员组成。在审查个案的时候，必须有3人以上的单数。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审查执行案件承办组提交的案件，负责解决程序性和手续上的问题。如同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应即提请院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并根据院长的决定，下达执行令和相关裁定，还要确定相应的执行力量，落实强制执行措施。
四、亟须从法律上区分民事拘留执行程序与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的区别。明确民事拘留由人民法院执行，不设申请复议的程序。明确规定拘留应交执行法院所在地公安机关看管。明确规定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知名人士等实施拘留前，应向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备案，而无需经过其所在的人大常委、政协组织和原单位同意。明确规定执行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均只与当地法院取得联系，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和任何个人的非法干涉。明确规定跨地执行时，事先由其同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协调，按协调意见，当地法院应密切配合执行法院执行。当地法院愿意接受委托执行的，按委托执行的程序办理。跨地执行不是由上级法院组织实施的，其执行费用由执行法院承担，并向被执行人收取依法应当承担的实际支出的费用，按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规定的标准计算。
五、附带建议亟待解决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收费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性诉讼费收费实施意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诉讼费属于财政性收费，主要用于办案经费之不足，并部分用于老少边穷地区法院的基本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在一个时期内执行一个较大范围统一的收费标准，才能解决当事人负担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收费问题未解决好，再好的管理体制和工作作风也会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

范 永 友


司法独立的制度要素与保障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米 健


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和实际操作来看，还是从历史、现实和所有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然是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不仅意味着要有健全的立法，而且还要有法律实现的制度保障，即要有公正的司法和相应的司法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司法公正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讨论热烈的社会主题。随着社会范围内讨论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公正未能在现阶段中国得到真正实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现今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欠缺，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在任何法治国家或追求法治的国家中，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探讨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现途径，应是现今法律者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机构显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严峻急迫的挑战。而我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战胜挑战并使之转化为有利的条件，最关键、最直接的任务和指标就是：我国司法机构今后是否能够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工作证明我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证明我国维护发展市场经济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制条件与环境。因此，我国司法机构能否在涉外和涉世案件中实现公正与效率，乃是直接实现和体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的的基本问题。
一、司法的前提条件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它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立法所确立的规则转化为不可违背的社会秩序。概括地讲，立法是要创立规则，并设定一种秩序；而司法则是实现规则，并确立和保障一种秩序。所以，为了达到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和实现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说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必然性和无条件性。

应该指出，一个以立法体现的实体正义和立法设定的程序正义一旦确立，那么，完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并且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实现法律秩序正义的社会职责就必然要由法官来担当。于是，在此又必然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他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呢？显然，法官首先必须获得无条件实现其社会职责的社会地位、权威和尊严，而这些只能由体现社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而且不应受任何团体、党派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换言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对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民意志负责，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任何政治团体。只有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司法权威，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对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素与保障

实现司法独立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同时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统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内部独立）。

（一）司法系统独立

司法制度是整体法律制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必然环节。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司法制度的载体——司法系统以充分的社会信赖和权威，使之真正能够独立地实现法律追求的正义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存在，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其结果，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虽然从国家机构设置上看，我国的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实践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及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司法系统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考察近些年来在司法方面发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现象频繁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联密切，而且这种关联并非是对等的，后者实际是处在前者制约之下的。从实际情况来讲，现今的司法系统还是党政系统的一个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今的所谓司法腐败，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腐败在司法系统的延续，是行政管理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腐败，司法腐败就是一种必然。因此，现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实现司法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系统的真正独立。

司法系统独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条件在于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当然，我们在此所谈的司法与行政分立，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国家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司法行政分立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分立。鉴于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条件，司法系统独立应该具备以下的实质内容：

第一，机构设置和级层管理上的完全独立。实现司法系统自身的统一机构设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进一步说，法院系统的建制和管理应完全不受同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制约；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决于上级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等。现今正在考虑建设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国际贸易法院以及隶属于司法系统的法官学院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实施。

第二，组织人事上的完全独立。实际上，这是直接关系法官队伍素质、司法人员作风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个世纪主题的关键。可以说，现今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司法队伍来源或构成不严格、不规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许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向同级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专业的人担任院长、副院长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基层尤其严重。虽然已经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会对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想办法，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我国的法官法早已经颁行实施，而且有些规定还很现代化。但是，培植一个现代化的法官队伍，还需要一些国家管理层面上的相应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进出，必须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独立决定，不应受政府或其他团体的强制干预和影响。今后，我国法院的人事决定权应该逐渐过渡给完全独立的各级司法委员会。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不排除来自行政权力机关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数成员必须是职业法官。

第三，经费财政上的独立。法院人事和财政不独立，受制于地方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是长期困扰法院系统的两大问题。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虑甚至屈从于司法系统外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使法院服从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财政经费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财政来源也差距甚大。其结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建设发展和司法工作有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要求，但实际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本无法获得统一同步的发展建设。事实上，各地各级法院长久以来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结果，必然又使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本应独立的法院进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团体。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法治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从今年开始，诉讼费作为法院经费来源之一的制度被废除，今后法院诉讼费和财政来源将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这种举措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它能够在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实现，那么无疑会对今后法院系统的财政独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这个措施倒反而会使司法独立及各地司法系统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我们必须借实行“收支两条线”之机，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独立。这的确是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一个大问题。

（二）法官独立

在司法系统获得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独立就成为司法独立的实质性保障。

其实，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而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系统的独立就是空谈。两者相互依赖，彼此补充。法官的独立实际上构成司法系统独立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如果说司法系统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那么，司法系统的独立又必然以法官独立为前提条件，这是司法公正，从而也是法治国家的逻辑。因此，在我们追求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不重视法官独立。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今中国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独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其内容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吏治传统源远流长，法治国家建设刚刚起步，相应的法治国家观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统的独立性还多受限制，故法官独立远远未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概念，况且传统惯性和社会现实条件还无时不在限制着这一观念迅速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挑战。

根据我国法官法规定，并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争取实现法官独立：

第一，法官选任的独立。法官的选任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这个司法委员会应以法官为主，同时也可以包括党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员，甚至律师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设置和实际操作原则应该是能够保证作为法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第二，法官的终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经过司法委员会任命为法官，除非其触犯法律或严重违背法官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资格。在这方面，应该考虑使某些高级的资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样的从业权利，即可以适当地延长任职的年龄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员一样的限制。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各级法官得以从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年限或退休年龄。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调，不可撤职、免职。法官不可以轻易地被调离其既定职位，更不可以轻易地被调换职位。如法官通常情况下不应该转换为检察官，同样，通常情况下检察官也不可以转换为法官。应该指出的是：从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讲，每个法官都必须以其司法活动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换句话说，一个法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机构上级法官的失职或辞职的依据。当然，这个原则的实现必须以司法的完全独立，包括司法的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为前提。

第四，法官的稳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确认，任何情况下，法官的薪水都应该予以保障。否则，法官可以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级别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应原则上不变。

第五，法官依法审判不受任何行政、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我国法官法第八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实，这一宪定原则的实质或核心思想就是审判的独立。可以说，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或基点是法官的独立，而法官独立的直接效果就是审判独立，后者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独立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审判独立不能独立，司法独立就失去了其根本内容和基本价值。正因如此，《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才明确要求法官强化审判独立的意识，即能够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争取条件来实现审判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