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上的混乱”。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


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执行职务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可以适用国家赔偿吗？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内容提要] 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视同为国家机关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并适用国家赔偿，但这必须以损害的造成完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条件为前提。
[关 键 词] 基层组织人员；执行职务；造成损害；国家赔偿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4月29日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 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 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 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 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 代征、代缴税款；
（六） 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据此，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符合上述条件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其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上述行政管理工作时，如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了公共财物、挪用了公款、索取了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构成了犯罪，则需要依照刑法第382条和第383条关于贪污罪的规定、第384条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以及第385条和第386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加以定罪处罚。那么，在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如果给公民、法人造成了损害，是否可以适用国家赔偿呢？对于该问题，理论界并没有一致意见。在此，笔者拟浅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各同仁。
当前，在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能否适用国家赔偿的问题上，理论界主要有两种学说。其中，持赞成说的学者认为，由于有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将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界定为代表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在这些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给其他公民、法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由国家对公民、法人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持否定说的学者则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范围不同的两个概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专指那些具有行政事业编制，依法从财政领取薪金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国家工作人员则指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那些行使一定“公权力”、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的所有人员。由于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适用国家赔偿的主体范围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范围较之更为广泛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在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代表国家从事公务造成公民、法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失时，不应当适用国家赔偿，而应当由加害者个人单独负赔偿责任。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观点尽管都不乏其立论的基础，但由于都是一槌定音，所以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事实上，判断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或法人造成损害是否应当适用国家赔偿的关键，应当在于这些人员在执行职务时的身份是否与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相吻合。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对于该问题，我们应当区别情况，具体加以分析。下面，笔者将对此展开深入论述。
笔者以为，由于《解释》在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的基础上已经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做出了明确界定，因此，依照该《解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组成人员也属于我国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尽管严格来讲，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等同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在下面一点上二者却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即二者都是代表国家行使一定“公权力”的公务人员，而国家赔偿的实质目的在于对因国家公权力行使不当或不利而给公民或法人所造成的损失加以补偿，以最大可能地维系国家与作为行政管理管理相对人的公民和法人之间权益平衡，在损失的造成确实源于国家公权力的不当或不利行使时，国家应当对该种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机关依法授权某些人员代为行使或协助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人员，他们与国家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机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标征。从这一点上来看，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造成公民、法人损害的，应视同为国家机关给公民和法人造成的损害，因此，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和《民法通则》第121条的规定[1]，应当由国家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那么，是否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应当适用国家赔偿呢？答案显然应当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国家赔偿作为国家对因其公权力的行使而给公民或法人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偿，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其最基本的限制便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由于《解释》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并不是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因此，在这些人员执行职务而给公民、法人造成损害时，可以适用国家赔偿的范围也仅应限于法律规定的、这些主体符合国家公务人员时的情形。具体到《解释》所规定的情形之中，只有在上述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某些特定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其给公民或法人所造成的损害才能够适用国家赔偿。这些情形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而在非此之外的情况下，即使这些人员给公民或法人造成了损害且这些损失是在其执行职务时所造成的，也不应当适用国家赔偿。否则，将会有悖于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并最终影响我国法律的信用和权威。可见，对这些人员所造成的损失适用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在这些损失是在符合法律（《解释》）规定的、这些人员真正代表国家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失。换句话说，只有在这些人员是完全符合法律（《解释》）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权行使者时，才能够适用国家赔偿。
综上，在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执行职务给公民、法人造成损害时，应当视同为国家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应当适用国家赔偿，但这一点需要以满足下列条件为前提，即：这种损害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这些人员符合国家公务人员时的情形下造成的，是这些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法定公权力时给行政管理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失。

[1]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由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而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也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