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入户抢劫”还是“敲诈勒索”

陈亦云 何俊


一、案情介绍
2001年1月30日，曾某甲与滕某、陈某甲、陈某乙等人在武胜县烈面镇吃完火锅后，于下午3时到该镇的被告人谢某家中茶馆喝茶。被告人谢某同熊某（另案处理）、胡某等人就与滕某、陈某甲、陈某乙等人“押金花”（民间赌博方式），曾某甲在一边观看赌博。赌博进行约半小时，滕某用一副“A、K”金花赢了一盘后，被告人谢某与熊某、胡某以滕某打了假牌为由，要求滕某等人退钱。曾某甲就同陈某、滕某离开茶馆下楼。刚走到四楼到三楼转角处，就遭到谢某、熊某、胡某等十余人的围殴，并边打边喊退钱。曾某甲趁乱离开后到该镇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包扎伤口，然后乘车到其兄弟曾某乙家。被告人等人认为曾某甲可能到吉安等地喊人来打架，胡某、熊某就给张某（另案处理）打电话称在烈面挨了打，叫张某带人到烈面打架。张某等20余人租乘一辆中巴客车赶到烈面镇，在该镇“九洲”宾馆外与谢某、熊某、胡某等10余人汇合。在宾馆外公路上被告人等人拦住刚从县第二人民医院包扎治疗出来的滕某，被告人等人要滕某退出5000元钱。滕某将身上的现金1000元交给陈某丙，陈某丙转交给熊某。又由陈某丙、杜某担保，保证下午6时前再交2000元。下午6时前，滕某借得现金2000元在八一乡曾某家地坝交给了熊某。被告人谢某等30余人带上铁棒、砖刀、东洋刀等工具乘车来到武胜县八一乡曾某乙家，张某进入曾某乙家地坝，被告人谢某与熊某、胡某、张某进入曾某乙家寻找到正在室内的曾某，要求曾某拿5000元钱出来，不拿钱就不允许曾某甲走。曾某甲之母段某害怕曾某甲在曾某乙家中被打，就到本组村民蒋某处借了现金2000元，借来后在地坝交给了熊某。被告人谢某一伙人才离开曾某乙家。
二、行家观点
对于被告人谢某的行为定性问题，法律界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谢某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对被害人滕某和曾某实施了暴力，从被害人处获得现金5000元，符合抢劫罪的特征，应定性为抢劫罪。
第二种意见，检察院指控谢某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有入户的加重情节。伙同他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在曾某乙家中抢劫公民财物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结果加重的规定，应以入户抢劫定性。
第三种意见，谢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谢某等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强拿硬要他人的财产，破坏社会秩序，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
第四种意见，谢某的行为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对被害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其他要挟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以实施暴力胁迫抢劫财物的场合，行为人是以当场施加暴力相威胁，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从而当场劫取财物。在以施加暴力相威胁敲诈勒索的场合，行为人要么是以扬言将来施加暴力相威胁，索取财物，要么以当场施加暴力相威胁强迫被害人答应将来给付财物。而本案谢某在烈面对被害人滕某，曾某甲进行暴力威胁，几个小时以后才取得财物，应定性敲诈勒索。
被告人谢某的辩护人陈亦云、何俊律师同意第四种意见。
辩护意见：
一、抢劫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之间的区别
1.抢劫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对被害人使用以暴力相威胁的时间和要求交出财物的时间不同。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进行抢劫，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的时间和要求交出财物的时间，均为当场。被害人如不交出财物，就会立即受到暴力的侵害。但敲诈勒索的行为人，声称实施以暴力威胁的时间和要求交出财物的时间，都不是当场，或者至少其中之一不在当场。因为被害人受到威胁的情况是不同的：A.如不答应立即交付财物，将来就会受到侵害；B.如不答应将来交付财物，就立即受到侵害；C.如不答应将来交付财物，将来就会受到侵害。本案的被害人曾某甲受到威胁的时间应当是在烈面谢某茶馆发生纠纷的时候，谢某、熊某、张某等人要求退打假牌赢的钱，曾某甲和滕某等人认为不是假牌，就不退钱，受到谢某等人的殴打。这些事实有曾某甲和滕某的陈述佐证。显然符合敲诈勒索罪中的“如不答应将来交付财物，就立即受到侵害”。
2.二者威胁对象不同。抢劫行为人为了当场劫取财物，所以他所威胁的对象只是在场的财物所有者，管理者。而敲诈勒索行为人威胁的对象则不限于在场者，也可以是不在场的其他人。本案中曾某甲被“诈”出的2000元也是通过其母亲到别处借回的钱转手交给熊某的。这不符合抢劫行为针对被害人本人，也不可能在其中有“担保”和他人代为交付财物。相反，本案正好符合敲诈勒索行为的特征。
3.二者取得财产和财产性质的利益的时间亦有不同。抢劫行为均为当场劫取财产，敲诈勒索行为人，有时是当场取得财产，也有的是事后的一定时间内取得的财物或财产性质的利益。本案中被告人谢某和熊某、胡某、张某等人从曾某甲和滕某两人处取得现金时间来看，都是在烈面谢某茶馆处打架后，并且还有人在为这伙人调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最后由中间人担保，转手，实现财物的取得。
4..抢劫行为人对被害人的劫取财物没有具体数额要求，仅限于在场的财物；而敲诈勒索行为人对被害人强索财物有具体数额要求，不仅包括在场财产，而且也可以是不在场的财物或财产利益。本案中的谢某、熊某、张某、胡某对被害人曾某甲和滕某提出了明确的现金数额，而且还有中间人陈某和杜某等人从中调和，商定具体的现金数额，显然不符合抢劫行为的特征，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
5.二行为中的被害人“意思自治”不同。抢劫行为中的被害人在受到暴力威胁时，只有服从的份，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作出任何选择。而敲诈勒索行为中的被害人在受到暴力威胁时，有一定的自由，能表达一定的意志，作出是否按侵害人的要求交付财物的决定。而本案中的被害人曾某甲和滕某并未按照谢某等人要求的数额给付现金，而且通过中间人游说，讨价还价，时间前后长达三、四个小时，最后双方确定了一个具体数额。
二、结合本案事实，谢某的行为应属敲诈勒索行为。
谢某等一伙人在获得财物时，是通过中间人转交的，且是通过讨价还价，担保等方式取得。抢劫行为是容不得双方进行协商的。
双方在茶馆打架时，谢某等本来就比对方人多势众，为了迎战对方，还从武胜请来几十人增援，这不符合抢劫行为的特征。而且依据曾某甲的母亲段某的证实，谢某等一伙人在曾某甲的弟弟家（案发现场）里呆了长达一个多小时，抢劫能允许拖这么长时间吗？从下午打架到晚上索得财物回来，长达数小时之久，这也不符合抢劫行为的特征。
谢某等人在烈面茶馆殴打被害人的内容是以赌博中搞了假为借口而叫被害人退钱，这个时候被害人没有拿钱出来，被告人等人也没有搜身，此后被告人等人没有采取暴力手段，因此其殴打被害人的情节与抢劫行为的客观表现中的暴力手段不相符合。
综上所述，被告人谢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同他人赌博中寻找借口，即以“输钱”及对方打了“假牌”为借口，以被害人参与了赌博违法行为为要挟，强行索要被害人的钱财，其行为系敲诈勒索行为而非抢劫行为。
四、法院判决：被告人谢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同他人赌博中寻找借口，即以“输钱”及对方打了“假牌”为借口，以被害人参与了赌博违法行为为要挟，强行索要被害人滕某3000元、被害人曾某2000元。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私有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其人身权利，且数额较大，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作者单位：四川广安维尊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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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现行民事诉讼法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使得有关民事诉讼程序更为科学，体系更为合理，对于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在法律适用层面，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2013年1月1日《决定》施行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和执结的案件（以下简称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是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还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了规定，这对于统一规范新旧民诉法衔接问题，切实推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意义重大。下面笔者结合《规定》内容，就民事诉讼法新旧衔接适用的有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民事诉讼法新旧衔接适用的一般规则

　　《决定》涉及修改条文100多处，对于人民法院在《决定》施行时尚未审结或执结的案件，是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还是原有规定，成为当前审判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理解不一致，影响裁判结果的统一，《规定》对此做了一般性规定，即对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公认的法则。其二，就《决定》的具体条文而言，许多内容都是针对当前民事诉讼法施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所作的改进，在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及提高司法效率方面都较原有规定更加科学，对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程序上采用“从新”的做法，会更有利于纠纷妥善解决，有利于民事诉讼有序进行。其三，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的有些规定，在《决定》施行前一些司法解释已经作出明确规定，程序上采取“从新”的做法实际上与原有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如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及第七十九条关于鉴定程序和专家辅助人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33号）中已有大致相同的规定。

　　但应当看到，《决定》有些条文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简单地一概从新，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以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前程序法与实体法联系越来越密切，程序法中存在不少直接与当事人实体权益密切相关条款的背景下，对于“程序从新”原则设置某些例外条款显得尤为重要。《规定》采取了这一做法，就审判实践中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一些特殊情形，作了例外规定。

　　二、关于《决定》施行前已依法完成的程序事项的效力

　　《决定》对许多诉讼程序作出了修改，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完成的程序事项，是否需要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更改，也是审判实践中需要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决定》施行前已经依法完成的程序事项，由于在进行该程序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因为当时的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定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内容不一致，就认定该程序违法或者存在程序瑕疵，即使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所作规定更为科学合理，也无需再行更改。对《决定》施行前已经依法完成的程序事项，贯彻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更有利于维护诉讼秩序，也符合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规定》即按照这一思路，对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明确规定了“2013年1月1日前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如在2013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二审是否开庭审理的规定选择的审理程序，无需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再行更改或重新进行。

　　三、关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已完成的管辖和送达效力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于管辖和送达的规定做了较大修改，新增了公司诉讼地域管辖（第二十六条）、应诉管辖（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对协议管辖的范围也作了扩大（第三十四条），对管辖权转移（第三十八条）也作了修改，这对于方便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降低诉讼成本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于管辖问题的新旧衔接问题，实务上存有一定争议，尤其是对人民法院在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受理的案件，其对案件的管辖，如公司管辖问题，在当时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但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如何处理，亟待明确。对这一问题，《规定》不仅明确了人民法院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有管辖权的，对案件继续管辖，还进一步规定了若其管辖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继续对案件进行管辖。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由于该案件在《决定》施行时尚未审结，人民法院对此案件继续管辖，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另一方面，这还可以避免当事人再以该管辖不符合案件受理时的法律规定为由提起管辖权异议，造成诉讼拖延，从而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

　　关于送达程序的新旧衔接问题。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如第八十六条关于留置送达的规定、第八十七条关于电子送达的规定），对方便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高效审理案件、降低诉讼成本都具有积极意义。关于送达程序的新旧衔接问题，《规定》同样规定了人民法院对某一案件已经完成的送达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仍然有效。这样规定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的送达难问题，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　四、关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处理规定的新旧衔接适用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至第一百一十五条加大了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制裁力度，其中涉及到当事人可能承担的罚款、拘留及刑事责任等实体内容。对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人民法院在2013年1月1日及以后尚未处理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就面临着适用新法还是原有规定的争议。调研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由于涉及对当事人的处罚，甚至刑事责任问题，应当坚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即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但是，对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虚假诉讼行为及恶意逃避执行行为的制裁问题，应明确适用新法，为此，《规定》作出了规定：

　　其一，对于虚假诉讼行为，由于2013年1月1日以后该案件尚未审结且对该行为尚未进行处理的，该案件处于尚未审结的状态，说明该虚假诉讼行为在2013年1月1日以后处于持续状态，对此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予以制裁，不仅有理可循，而且于法有据，也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从严制裁虚假诉讼行为的立法目的。

　　其二，对于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进行的诉讼、仲裁、调解等，于2013年1月1日以后仍在进行的情形，由于该恶意逃避执行的行为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仍然处于持续状态，故也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五、关于诉前保全措施规定的新旧衔接适用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天内不起诉的，应当解除保全措施。由于这一规定期限较短，不利于对申请人利益的维护，为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将该期限延长至三十日。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当事人在2013年1月1日前申请诉前保全，是适用旧法还是新法的问题。由于采取保全措施毕竟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对于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应当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但2013年1月1日人民法院尚未作出保全裁定的，由于这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施行，故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此外，现行专利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和著作权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对涉及专利权、商标权及著作权纠纷的诉前保全问题作出了特别规定。考虑到涉及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的情形时，有关专利权、商标权及著作权纠纷中的诉前保全措施要适用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的上述特别法规则，故《规定》采用“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表述，以将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则包括在内。但在涉及适用新法的情形，则要统一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因为其延长了诉前保全期间，采取从新的做法，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

　　六、关于申请再审期间规定的新旧衔接适用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是“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关于该条规定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衔接，涉及三个问题：

　　其一，关于二年的一般申请再审期间的衔接问题。根据原有规定，当事人有权在二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决定》对该申请再审期间作了修改，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六个月。根据程序从新的原则，对于当事人就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申请再审的期间的确定，就有必要与新法规定保持一致。《规定》对此明确为“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这样既可以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也可以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稳定社会关系，实现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与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的有机统一。

　　其二，关于三个月特殊申请再审期间的问题。《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情形的，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对此规定的申请再审的期限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对此规定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规定》对此种情形下的申请再审期间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不但足以起到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的作用，而且又不至于出现将申请再审期间一概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而剥夺或限制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问题。

　　其三，关于当事人申请符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第一项及第三项的情形。针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对应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其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的起算点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并不一致，如果当事人在2013年6月1日以后发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的证据，或者发现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下，若该事由的发现在裁判生效二年内，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本可申请再审；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可在发现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若一概依据上述“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的规定，则会出现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问题。有鉴于此，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定》对此也设了例外规定，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来确定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期间。

　　七、关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新旧规定衔接适用

　　由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相比，已作出了较大修改，限缩了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将“（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修改为“（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对于2013年1月1日人民法院尚未审查完毕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若一概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当事人会丧失其本可依据原有规定得以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机会。因此，《规定》对此作出了例外规定，对2013年1月1日尚未处理完毕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予以审查，以充分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民事诉讼法新旧衔接问题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的重要内容，既涉及到程序法问题，也涉及到实体法问题；既涉及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也涉及到维护司法公正与提高司法效率，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为解决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各级法院和法官们要认真学习好，努力贯彻好这个《规定》。对于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应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也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