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担保民事责任的裁量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无效民事责任属缔约过失责任,它区别于侵权责任与契约责任,现行法律对无效担保合同民事责任的归责采比较过失责任相抵原则,比较过失责任相抵在确定无效担保民事责任中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担保合同中担保行为的无偿性，法律对其应有特别的保护，该保护应延伸到无效归责赔偿方面，且担保合同属从合同，其无效赔偿责任也具有附从性、补充性，为此，借鉴有限制的比较过失规则裁量无效担保民事责任具有可行性及合理性。

关键词：担保无效、缔约过失责任、比较过失、限制比较过失

无效担保是指担保合同因缺乏法定生效要件而被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为无效。担保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不产生担保责任，但并不是不产生其他任何责任。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无效担保合同的民事责任属缔约过失责任。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后，这一理论扩充和发展至合同无效或撤销的情形。但担保合同的无效在实践中不仅仅因一方违背诚信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往往是双方的混合过错所产生的无效，而且担保合同从属于其所担保的主合同，故其缔约过失责任的归责规则与赔偿范围有其特殊性。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担保无效民事责任的规定。

我国《担保法》第5条第2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为了弥补该条法律规定内容的单薄性，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无效担保的民事责任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一般性规定有：如第7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第8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些特殊条文的规定，如第4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0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1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因此，造成的损失可参照担保法第5条第二款的规定和第29条的规定处理。第5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法律解释除了几条特殊条文规定排除债权人请求担保人赔偿权利的情况及明确规定担保人在故意的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外，其一般性的规定对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的过错等同对待，实行过失相抵原则，即对各方当事人的过错，两相较量，责任相抵以确定责任的有无及范围。由于担保职能在于促进资金融通、保障债权的实现，故该原则在确定无效担保民事责任中也特别强调了对债权的保护，却忽略了担保人信赖利益等的保护。

二、现行法律在确定无效担保赔偿责任中的主要问题。

1、现行法律所采的比较过失责任相抵规则非常复杂，确定过错比例困难，管理成本太高。比较过失，就是要求当事人按照与其过失相适的比例承担损害赔偿，并实行责任相抵，在赔偿权利人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减轻、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毕竟过错属一种主观意志状态，是抽象的事实，由于受前苏联民法主观过错说的影响，也没有具体衡量过失的客观标准。再加上过错在客观现实中表现出纷繁的形态，其有单纯的过错形式，更有混合过错形式，而对于混合过错形式，又有多种具体结合形式，如果把过失行为再细分，另外再考虑到担保人的行为和债权人的行为作用的先后顺序或是否存在意思联络的情形，情况更为复杂。由于我国过错责任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过失责任也仅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之分，而没有划分过失等级，所以在实践中要确定双方之间的过错比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事人之间从事的不是同一种行为的时候，就当事人之间的过错比例达成一致意见恐怕就更难，人们不得不浪费大量的精力，求证一切可能的因素，并采自由心证原则，以划分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比例，两相较量。所以，尽管最高院关于适用担保法的解释规定了无效担保人在混合过错下赔偿额不超过债权人的经济损失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但是这仍然是一个上限规定，具体比例金额仍然是困扰人们的自由裁量的范围，实践处理中意见有别、结果各异。这样复杂的价格体系，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效率较低，这也是普通法庭在传统上拒绝此规则的原因。当然，如果这样高昂的代价能够换来公平离我们较近一些，或许也是值得的。但到目前为此，还没有这一方面具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

2、现行法律比较过失责任相抵规则没有发挥最佳预防的激励机制。

好的责任归责原则，应当能够产生一种激励，在这样的激励之下，各方当事人自然地投入适当的预防，以免损失的发生。比较过失规则，一般来说，加害人存在采取最佳预防的激励。但是，对于受害人而言，只有他预期加害人会采取最佳预防，从而有可能将损失转移到自己身上，他才有动力采取最佳预防。如果他做出相反的判断，他就可能不去预防或者不去投入最佳的预防，尽管很多情况下受害人的预防成本可能会是最低的。所以说比较过失责任相抵规则可能会大大削弱责任机制对当事人的激励作用，它可能使当事人双方都心存侥幸，从而使损失的发生率大大提高。特别是作为促进资金融通，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合同，债权人一方单纯地享有接受担保权益的利益，而不给付任何对价，其属于管理自己债权的行为，理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充分注意，以预防无效担保的发生，即其预防担保无效的激励因素最大，但由于比较过失相抵规则，它可能使投机的“担保权人”获得不应当有的赔偿，甚至超过有效担保合同履行利益的赔偿，在这种责任机制下债权人没有预防担保无效的激励，其总是心存侥幸，甚至于对担保是否有效认为无关紧要。这种归责规则无法发挥激励债权人预防无效担保的机制，尽管债权人的预防往往是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同时,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之时,其更未预见到无效赔偿责任的承担,故其往往是麻痹大意,以致无效担保合同常有发生。

3、现行法律比较过失责任相抵规则有可能使无效担保赔偿责任超过有效担保合同的履行责任，有违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赔偿范围的限制。缔约过失责任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所致责任后果决定，担保无效赔偿范围只能是债权人相信保证合同有效但实际上却无效所受的损失的赔偿，即信赖利益的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较难确定，在德国法上有“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之原则，即不得超过信赖人因法律行为有效所可得的利益。许多大陆法国家的民法规定，信赖利益的赔偿原则上不能超出履行利益。我们认为，这一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担保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其赔偿的范围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7条、第8条规定，为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额。但是，保证合同虽属从合同，其也有自己独立的内容,如合同有约定担保债权的范围，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中有抵押物、质物的实际价值及约定的担保债权的范围等属于担保从合同的内容，当该些内容与主合同债权范围不相一致，即约定担保金额小于主合同债权范围或抵押物，质物价值小于主合同债权范围时，无效担保人的赔偿范围就很可能超过履行担保合同的担保责任。比如A银行向B提供10万元贷款，C以其享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其实际价值为2万元）。为该笔贷款与A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后因B无力清偿A银行的贷款及其利息，A银行要求C承担无效担保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按现行法律的过失相抵原则，A与C对担保无效都有过错，如前所述，对其各自的过错很难作详实的划分，实践中一般按各自50%的过错划定，在这个过错比例下，根据A的经济损失为10万元，则C应承担此损失的50%的责任即赔偿A 5万元的损失，其余50%的损失由A自行承担。但A与C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有效履行金额仅为2万元，其结果造成无效赔偿责任超过了有效合同的履行责任,也大大超过担保人可预见的损失,不利于无效担保人正当权益的保护。此外，由于担保合同无效，以致于无效担保人在承担无效赔偿责任时，无法依据法律规定的担保责任期间或先诉抗辩权等理由在赔偿时进行抗辩，这实质上也造成了担保无效的赔偿责任将可能超出担保合同的履行责任，这与无效民事行为人赔偿信其有效的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中信赖利益不得超出履行利益的理论相违背。

4、现行法律比较过失责任相抵归责结果存在与立法初衷不协调情形。

对合同主体作适当限制是各国立法之通例，我国《担保法》基于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债权人的利益的考虑，为了保证担保主体能够真正以自己的名义、能力承担担保责任，对担保主体资格作了一定的限制，违反该法律限制的担保合同无效。如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为保证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未经授权不得为保证人等。无效担保合同的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在现行法律比较过失责任相抵归责结果下，要求担保人与债权人一样具有预防担保无效的充分注意义务，否则将承担赔偿责任，而其赔偿责任的承担与担保法限制其作为担保主体，主要考虑到该些主体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的立法初衷不协调，这就造成法律因为主体没有能力或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担保责任而限制其作为担保主体，但归责结果却又要求该些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循环中。如理论界就一直对行政机关是否应对无效担保合同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按当前我国法律所采的比较过失责任相抵规则认为，行政机关与债权人都应知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其对担保无效都有过错，行政机关应与债权人共同承担责任，但由此产生一系列矛盾，因为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是行政管理职能，其资金来源于财政，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必将占用社会管理资金，结果虽然保障了债权，但影响了行政机关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并实质上造成由国家财政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虽有人主张利用预算外资金进行赔偿，但如果没有预算外的资金又将如何？无论如何，该归责原则从法律的源头上制造了法律白条的现象，与立法初衷相违。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归责原则进行改进，一定范围内限制债权人请求担保人赔偿的权利。

比较过失规则在逻辑上以其公平著称，但在实践中由于其管理成本太高，特别是人们对于过失比例的确定总是存在分歧，导致规则与公平的实现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英美法上，过失加受害人的过失规则在过去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不仅仅一直是习惯法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过失类型，而且一直是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侵权责任规则，该规则是指只要受害人存在过失，其将丧失向侵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近年来，为避免受害人过失轻微而承担过重的责任，该规则也有所发展，其中有限制的比较过失规则是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比较过失类型。该规则有两种类型：“威斯康星规则”、“新罕布什尔规则”，按照“威斯康星规则”，若原告的过失大于或者等于被告的过失，则禁止其索赔；按照“新罕布什尔规则”，只有原告的过失大于被告的过失时，才禁止其索赔。该两种类型都对原告方的主观注意义务要求严格，从而对被告方形成了特殊的保护。当然，有限制的比较过失规则在理论上会牺牲一定的公平，但实践中追求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且该规则简单，社会管理成本低，有利于激励受损方积极预防损失发生的可能，这也就在宏观上追求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英美法上，侵权责任规则尚且有采用限制比较过失规则的现实性，而我们所谓的缔约过失责任系在本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间，基于诚信原则与衡平观念，为保护交易安全所课的特别责任，特别是对于提供无偿的担保行为，因其行为的无偿性，附从性，故对无效担保人归责时对其主观注意义务要求应有所减轻，这些都为无效担保赔偿的归责运用比较的方法学习、借鉴英美法上限制比较过失规则提供了理论基础，该规则的借鉴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增强预防无效行为的激励机制，同时增加法律的明确性，预测性，并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无效担保民事责任裁量借鉴限制比较过失规则的可行性

（一）担保合同的特殊性为限制比较过失规则适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1、从其内容上来看，担保合同属单务、无偿合同，根据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有无关联性，可将合同分为双务、单务合同。担保合同中，担保人只承担担保义务而没有实体上的权利，债权人只享有担保责任请求权而不对担保人承担义务，属单务合同。担保合同也是无偿合同，根据合同的权利有无对价，分为有偿与无偿合同。担保合同中债权人享有担保责任请求权而不必向担保人偿付代价，为无偿合同。至于债务人出于感激或友善心理可能给予保证人一定酬金或好处，由于债务人不是保证合同当事人，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系一种委托关系，与保证合同关系无关，不影响其合同的无偿性。在大多数无偿行为中，法律对无偿给予财产或无偿为他人工作的一方所要求的注意有所减轻，对有偿善意取得的保护甚于对无偿善意取得的保护。如我国《合同法》规定无偿行为人仅对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合同法》第18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9条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第374条规定，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406条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当因为是基于好意或不情之请，与债权人成立保证合同时，未获得对价，保证人经常为经济上的弱者，此种类型的保证，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保护保证人的法律规定。莫德斯丁在研究比较了大量史料后认为，古典法是按照下列方法来确定契约当事人责任的：如果债权人享有全部契约利益，那么债务人的责任止于故意（如委托契约和寄托契约）；如果债务人享有全部契约利益，那么债务人要尽最勤俭注意的义务（如使用借贷契约）；如果契约双方当事人分享契约利益，那么债务人要就过失承担责任。这就是罗马人基于公平善良理念巧妙地适用利益原则维护缔约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正由于无偿、单务行为合同内的主观注意义务有所减轻，所以在其因主观过错造成的合同无效的归责时，对无偿、单务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也应有所减轻，法律也应给予特别的保护，现行法律比较过失责任相抵规则无法满足给予特别的保护这一需要，而有限制比较过失规则对赔偿请求人的注意义务要求严格，从而形成对赔偿义务人的特别保护，这就对借鉴限制比较过失规则裁量无效担保责任提出了客观要求。

2、担保合同的附从性

担保合同为从合同，其产生、效力及其终止都从属于担保的主合同，其合同责任也具有补偿性与顺序性，主合同履行完毕，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不需要履行也终止；只有当主合同履行遇有障碍，担保合同才补充履行。无效担保人的赔偿责任也同样具有补偿性、顺序性，担保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无效担保人赔偿债权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范围为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该损失属主合同的损失，其与主合同债务人履行能力及其信用直接有关,故其首要的、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应为债务人；当主合同已适当全面履行的时候，债权人不存在损失，无效担保赔偿也不复存在，只有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时，无效担保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其对损失的造成是间接的,责任也具有补充性。为此，对于无效“担保人”承担此损失的赔偿责任，在主观过错上要求与主合同债权人、债务人等同起来，实行责任相抵，未免过于苛刻。而比较过失规则过分强调了对债权的保护，忽略了“担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而更助长了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清偿。

综上，由于担保合同担保行为的无偿性、单务性，对其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应有所减轻，法律对其也应有特别的保护；这种注意义务的减轻和法律的特别保护，应延伸到无效担保的归责当中。担保合同的附从性，也决定了无效担保赔偿责任的附从性，这都为无效担保民事责任的裁量借鉴限制比较过失规则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无效担保合同信赖利益的赔偿也排除比较过失责任相抵规则的适用

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的法律适用——从一起违法品种损害追偿案说起

武合讲


内容摘要：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是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法律概念。品种说明不是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而是宜加注内容。实践中，常因不能正确区分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造成冤案或错案，给种子经营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关键词：种子标签；品种说明；违法品种；假种子


　　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进口审批文号等事项，属于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的品种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属于品种说明的内容。尽管提倡将品种说明标注在种子标签上，但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仍然是两个有区别的法律概念。作者利用一起案例，谈谈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的法律适用。
　　案例简介 ：京农5号，是经北京市品审委于1999审定通过的中早熟红小豆新品种，其未在黑龙江省经过品种试验。Y和K是北京的两家种子公司。2006年5月初，黑龙江省黑河市的部分农户，委托Y与K签定种植收购协议。该协议约定，K向农民提供“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并按每斤1.8元至2元的价格收购所有收获的红小豆。据该协议，Y购买了可种4000亩的“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由K直接发给农户。除此之外，K还与黑龙江省的其它农户分别单独签订了“京农5号”红小豆收购协议。51户农民共种植了“京农5号”红小豆5000余亩。种子按预期的时间发芽、生长、开花，长势很好。因黑龙江省霜冻期来得早，红小豆花落后没结荚即被霜冻死。当地农民以前没有种过红小豆。据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统计，因种植“京农5号”红小豆造成绝收的农田达到6695亩。对事故原因，当地的三个农业局的种子管理站分别作出相同的鉴定意见，认为该种子未经试种、越区种植是造成绝产的根本原因；另外，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违反了种子法相关规定，属于非种子。作为农民代理商的Y把K告到北京某法院，要求对方赔偿210余万元损失。法院认为，被告以订单农业的形式，使用不符合种子法要求的非种子销售给农民，是造成农民绝产的主要原因。最后，被告付给原告150余万元。作者认为，该案中的司法者、执法者和当事人，都对法律规定的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适用错误。
　 1 没有标签的种子不等于非种子。
　　种子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这里规定的是种子经营者的种子标签真实义务。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假种子。这里规定的是种子经营者的种子质量保证义务。涉案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属于“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情形，应当依据种子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而生产、经营假种子的，应当依据种子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种子法既然明确规定“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与“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就说明两者属于不同的违法情形。种子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都认定“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就是“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假种子，并以此为由要求“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种子经营者承担非种子的法律责任，显然适用法律错误。
种子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涉案“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的种子，按预期的时间发芽、生长、开花，长势很好，虽因黑龙江省霜期早导致发育阶段没有完成造成花落之后没有结荚成熟，但只要种子种植后生长发育的是京农5号红小豆，证明该种子就是能作为种植材料使用的京农5号红小豆的种子。未经种子检验机构对涉案的没有标签的种子实施真实性检验，没有判定该种子不是京农5号红小豆的种子而是非种子的检验结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没有标签的种子就是非种子，是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假种子，缺乏事实根据。
2 销售的种子未附有标签，与造成绝产无关。
2.1 品种使用条件，不是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
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是否适应黑龙江省的自然环境条件，是否可以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属于该品种的使用条件。品种使用条件是品种说明中的内容。品种说明，不是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种子标签不标注品种使用条件，并不违法。
2.2 销售的种子未附有标签，不是造成绝产的原因。
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是否通过黑龙江省品审委组织的品种试验，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是否属于越区种植，是种子标签宜加注的内容。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经当地三家种子管理站分别组织专家组实施田间现场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该品种未经试种、越区种植是造成绝产的根本原因。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事项，都与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可否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以及是否会造成绝产无关。销售的种子没有种子标签，不是造成绝产的原因。
3 种子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种子法规定种子经营者负有告知义务。种子经营者未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
3.1 没有证据证明K交付的种子不符合约定。
K和Y都是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都知道审定公告确定的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的适应范围，都知道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和提供品种说明，都具有从事常规种子加工、分级、包装等经营活动的资格。Y作为种子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对所购买的种子负有检收义务；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不符合约定的，Y在收到种子后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将种子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K。对不符合约定的种子，Y可以接收，也可退货。Y既未通知K种子不符合约定又未退货，视为K交付的种子的质量和标注以及说明符合约定。
3.2种子销售者负有告知义务。
　　种子法中同时使用了种子经营和种子销售，说明种子经营和种子销售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严格地说，种子经营是指通过筹划经管、组织计划而获取利润的活动，包括了种子企业所从事的与种子有关的一切活动，品种选育、转让、推广、实施，和种子生产、收购、精选、加工、分级、储存、包装、运输、批发、销售等都是种子经营活动。因为种子法已把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单独加以规定，所以种子经营不包括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的内容。种子销售是指出售销售包装种子与客户以满足客户特定需求种子的过程。种子销售是种子经营的最后一个阶段。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即销售者，就是销售阶段的种子经营者。
　　明确种子经营和种子销售的概念，是正确区分和处理种子销售者和经营者的责任的关键。种子法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规定，“有关品种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宜在标签上标注”。这里规定的品种说明是“宜加注内容”，是倡导性或建议性的标注项目，是国家推荐的最优或最佳的选择的方式，没有直接采纳的，就应有相应的替代，如以印刷品的替代方式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就本案而言，K是向种子使用者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负有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的义务。
3.3 销售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假设K交付的种子既没有标签又没有提供品种说明书，Y于接收后可以以不干胶图案或文字标示等方法在种子包装袋上附上加注品种说明的种子标签，或另行印刷品种说明书提供给种子使用者。Y既然接收了K供应的没有标签的种子，就有义务在向种子使用者出售的种子上以不干胶图案或文字标示等方法附上种子标签，或以印刷品的方式提供品种说明。Y作为向种子使用者出售种子的种子经营者，是其出售种子没有向种子使用者提供品种说明，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种子使用者在不知道红小豆京农5号的使用条件的情形下在黑龙江省种植造成绝产，Y应承担赔偿责任。
4在黑龙江省种植北京市审定通过的品种，不是引种而是推广。
　　农作物品种引种，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以经营、推广为目的，从相邻省份且属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进已经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的行为。因北京市和黑龙江省不属于相邻省份，两行政区域之间的热量、光照、降水等气候条件以及海拔高度、种植制度都不相同，不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所以，在黑龙江省种植北京市审定通过的农作物品种红小豆“京农5号”，不属于引种。
　　黑龙江省和北京市不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未经黑龙江省品审委组织对红小豆京农5号的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品质等农艺性状进行鉴定和验证，且总结配套栽培技术，取得试验验证的依据，就不能证明在黑龙江省向农民推广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黑龙江省的农民没有种植过红小豆，不通过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就不能使农民懂得红小豆京农5号的配套栽培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及其配套的栽培技术普及应用于黑龙江省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属于品种推广。Y将从K处购买的经北京市审定通过的红小豆京农5号的种子，出售给黑龙江省的种子使用者种植，既未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又未通过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告知种子使用者红小豆京农5号的配套栽培技术，未履行品种推广者的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不是该证持有者种子的最终销售区域，只要其种子符合种子法及其配套规章有关品种审定和种子加工、质量、包装、标签、经营等规定要求，该证持有者可以将包装种子销售给有效区域内或有效区域外其他种子经营者经营。K领取的种子经营许可证注明的有效区域虽是北京市，但也可以将包装种子销售给Y经营。K在北京市向Y和黑龙江省的农民销售并发运种子的行为合法，不应因此承担责任。

作者简介：武合讲，专业从事种子和植物新品种法律事务的律师，E-mail：whj148@yahoo.com.cn，电话：010-62128839，手机：15901032135、13605306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