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中国的司法改革

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第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司法思想及司法经验的精华，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形势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当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支撑。现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树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顺利进行都遭遇到深层次的障碍，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关键词] 现代司法理念 司法改革 法律文化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演进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现代司法理念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或用语。作为我国司法理论及实务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专家学者见仁见智，论述颇多。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第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笔者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其基本关系及共同障碍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司法思想和司法经验的精华
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和信念，或价值观（1）。一种制度在建构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即这种制度的理念；它是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通常应该体现为具体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中贯彻始终，并能够得到验证。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2）。现代司法理念有着博大精深的体系和思想内涵，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其内涵主要有司法独立、中立、民主、公正、公开、效率、廉洁、职业化、终局限性及程序正义等诸多内容。但笔者以为，“法律至上”——法官只应对法律负责，应为现代司法理念的首要内涵，因为没有“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不依法办事，司法便是一句空话（3）。
现代司法理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三权分立”思想理论，它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独立的司法体制使其在实践中确立并发扬光大，但它决不是哪一位法官、法学家、律师等个人的专利，而是所有法律人乃至全人类司法思想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晶；它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人类在研究、认识、运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司法理论，而将司法理论的精髓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概括、精练、根本、基础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它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与司法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它是高度凝练的司法思想，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它在现代人类的司法活动中统领全局，发挥着基础和根本的精神指导作用，指导着司法现代化的进程。
二、我国当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和支撑
（一）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改革的基本关系
首先，现代司法理念决定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改革是一场革命，是革命，则必须有理论的指导，正如列宁所述“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会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每一种制度背后必定有相应的理念支撑，理念不同，制度各异。美国与英国的法律体系在形式和渊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理念上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基于对英国统治者的反叛，美国人在建国之初的政治、司法理念中深深渗透了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才产生了与英国的贵族式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大众司法观念和陪审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这些基本理念被确立于宪法之中，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某些制度已经面目全非，但其理念仍然是支配着美国司法的基础。而法国人则出于对司法权的戒心，在其制度设计中着重保护行政权的合法行使，因此其行政法体系、行政法院得到了高度发达。
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制原则的结晶，是现代司法理论的高度浓缩和精华，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但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它是司法改革的指南和价值基础，决定着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和方向——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这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司法改革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会造成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
其次，司法改革应体现、落实现代司法理念。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例如美国的司法理念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加以体现的：陪审团、证据规则、证据开示、一次性审理等，而这些制度又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所以，每一项司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心血来潮，而应该体现、落实现代司法理念。每项司法改革措施都应该经过理念上的论证，一句话，凡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所谓“司法改革新举措”都不应该出台。
（二）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形势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
首先，从司法改革的进程来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设法治国家，推动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开始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十六大报告中又对司法改革做了明确的阐述，将司法改革问题提升到非常高的高度。
最近5年来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所确定的七大方面3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只是以司法机关自身为主体发动和运作，对现行法的原则和具体规定的落实，如公开审判、执行等；司法机关地位的提高也只是对宪法模式的确认，改革还停留在浅表层。
今后的司法改革将向纵深发展，进入“深水区”，已经到了必须认真研究其趋势和走向，提出总体发展战略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具体部署，统筹设计未来的整体司法制度构建的时候，可以说是到了攻坚阶段。如果不从理念上变革，打破思想上的僵局，不真正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今后的改革便很难再往下进行，其情形正如90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现代司法理念的提出，对我国当今司法改革的意义，与当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异曲同工。
其次，从司法改革的现实情况来看：在这些年的司法改革中，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出台了许多很好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理念价值标准和管理协调，新的改革举措层出不穷，确实也出现了在改革措施设计上的不系统、不周密和过大的试探性、随意性。更有甚者，一些地方随意地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框架，标新立异，盲目追求政绩，出台了一些虽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但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改革新举措”，最典型的莫过于吉林省某县法院的“法官弹劾制度”（4），曾一度被众人叫好的上海市某法院发明的“法官后语”，也因其违背基本司法理念和制度规则而受到质疑（5）。地方法院只是普通的司法机关，本无创制法律制度的立法权，其随意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框架的改革方式，严重背离法律至上的现代司法理念，极不严肃，极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司法机关带头违法的不良影响，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实在令人怀疑。
改革即意味着创新，创新即意味着突破，但创新和突破都要有新的标准，不能一味的求新求变，否则，不是改革，只能是制造混乱。这统一的新标准不是别的，只应是现代司法理念。司法改革不同于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自有其特殊性，胡锦涛主席和罗干同志都指出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因此在方式步骤上，应从全局的角度、宏观的层面提出总体的改革方案，之后通过法律程序如立法等，自上而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研究部署进行试点推广，下级法院一些好的改革方案，也应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并明确授权后实施，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如此，司法改革才能严谨有序地深入进行，才能保证其整体性、统一性和严肃性。
再次，从我国司法、行政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司法、行政等方面实际工作中长期存在着的许多传统习惯做法，如内核案件，向地方党委政府请示汇报案件——特别是行政案件，庭务会、审委会讨论研究决定案件，违规进人、审批法官，给法院摊派计生、创收、招商引资、产业结构调整等行政经济“中心”工作任务等等，不仅严重违背“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法官职业化”、“法律至上”等现代司法理念，就连现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不予遵守，从而给司法改革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如果不真正用现代司法理念来武装法官、党政领导以及公众的头脑，则任何先进的改革措施都会因实际工作中的所谓“对策”、“变通”、“协调”、“灵活”而得不到真正落实。
最后，从当今世界司法形势来看：二十世纪中后期以降，现代法治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很多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改革潮流，中国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也融会其中。尽管各国的具体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现代司法理念却是其共同的价值标准，我国的司法改革也不应例外，这也是司法全球化形势的要求。
总之，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各方面的形势都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今后我国的司法改革急需要统一到现代司法理念上来。要改革旧的不符合形势要求的司法制度，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就必须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可以说，现代司法理念真正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确立之日，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真正成功之时，这正如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之后，任何人就再难以在中国复辟称帝一样。
三、现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树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顺利进行都遭遇到深层次的障碍，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在我国，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和司法改革的进行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会遭遇到多层次的很多障碍，浅层的就不须说了，深层次的障碍主要有：
（一）不良习惯。俗话说“习惯成自然”、“积习难改”，习惯的力量是很大的，不可小看，这从立法上将习惯认可为习惯法即能得到证明，物理学上的惯性定理也可以借来做为参照。现实中业已形成的许多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思想和做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已在相当一部分法官、行政官员及民众头脑中形成思维定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极难根除，现代司法理念和很好的司法改期措施，在他们那里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变味走调，很难落到实处。如民众长期形成的坐等法官调查的习惯和淡薄的证据意识，使得生效已达四年之久的新民事证据规则至今都不能真正全面实施。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大法官身处司法改革的前沿，应该积极做现代司法理念的倡导者和司法改革的急先锋，率先垂范，从所办的每一件案件做起，自觉改掉不良司法习惯。 许多党政领导也不应置身事外，更应该在头脑中牢固树立起现代司法理念，彻底改掉以往习惯性的把法院当做政府行政机关的错误做法。
（二）现行体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现行司法、政治体制中有许多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地方，反过来又对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造成了障碍。说司法改革现在到了“深水区”，在很大程度上是说现在已经触及到了体制问题，遭遇到了体制瓶颈制约，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如只要法院的经费和人事受制于地方，则独立审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地主保护主义就不可能根除。“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6）可以说，对现行司法体制及政治体制不做改革，就谈不上司法的真正独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笔者以为，对体制的改革，不宜操之过急，应采取渐进式，成熟一部分，改一部分，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在未分权的国家体制内，仿照设计欧美分权体制下的司法，使其少具其形，而随未来政治体制逐步改变，水到渠成的走向司法独立。”(7)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苏永钦教授的建议，很有见地。
（三）法律文化。人类法律史告诉我们，“法律一开始就明显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8）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法律文化是反映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动水平的概念，它是现行法的制定实施、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法律意识、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法律现实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智慧和经验的总和，是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流传久远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事法律活动的过程中长期起作用的“定势”，是一种习惯。法律文化的形成对法律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意义，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legal system）的“内在逻辑”，现代法律制度的许多差别只有通过法律文化才能得到解释（9）。法律现实及人们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传统和习惯都体现一定的法律文化。
当代我国社会的法律文化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原苏联的法律文化和解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文化的影响。现代法律文化不是我国的本土文化，它在我国的法律文化成分中所占比例不大。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法但缺乏法律传统的国家。长达几千年且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的封建专制社会也都有法律，但没有法制，更缺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长期过多地强调了不确定性的道德规范，忽略了确定性的法律规范，其结果是导致了长久的“人治”。尤其是行政兼理司法的传统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国的现实司法工作；广大民众千百年来形成的以“包青天”为代表的“清官情结”，把自己的案子寄托在几个为数不多的清官身上，而不是寄托在高度民主的现代司法制度之上，严重影响着我国现代司法民主理念的树立和司法民主改革的进程。清末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虽然西风东渐，对中国的法制有过重要的贡献，但由于长年处于战乱，在全国范围内并未真正实行过统一的法制。建国以后，虽建立了新型的司法制度，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未能很好地实施。中国真正的法制制度的起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受原苏联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中还有许多与此相伴随的东西，如实际上不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即使在法律调整的领域，其方法也主要是行政命令式的等等。如一份调查揭示：某地区的农民认为，目前在农村办事首先是“靠人情”（30.7%）；其次是“按党的方针办”和“请客送礼”（二项均为23.78%）；再次是“按领导意图”（14.28%）；“依照法律”排在倒数第二（6.76%），仅高于其他(0.7%)。有统计表明，在对288名法官的问卷中，当问及“你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实现程度如何”时，选择“完全实现”的0人；选择“基本实现”的164人，占56.9%；选择“基本没有实现”的98人，选择“没有实现”的26人，这两项占43.1% 。虽然这两项调查的科学性仍有待探讨，但我国民众心目中法律的地位之低及现代法律文化的浅薄由此可见一斑（10）。
因此可以说，我国还没有成功的发展出可以接纳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律文化土壤，法治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这是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改革在我国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最深层次的和最根本的障碍，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了的，而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培植，需要急切进行一场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彻底的现代法律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国情，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客观对待的现实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宏伟的事业或理想追求，但它在根本上还是法律文化的问题。法律文化是扎根于一国土壤中的活的东西，法律制度的移植并不难，制度下面的价值观要和被移植社会的价值观契合，则是很难的（如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了法院制度，但法院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需要施以大量的教育，包括言教和身教（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和法庭外的活动等），这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必须正视和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可行的法治教育、法律普及等方面的措施（良好的司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教育措施）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使法治深植社会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WTO的加入, 现代司法理念也已在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头脑中确立，并逐步向全社会普及。最近两年两会中许多代表提出的司法改革议案及建议（如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实行三审终审制、取消申诉制度，建立资深法官制度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6日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如梁慧星先生提出的一系列系统的司法改革建议（如法院系统经费预算单列，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使法院经费不受地方控制；各级法院院长从法官及法学教授、律师中考核挑选，不直接任命行政官员担任法院院长；坚决纠正各级党政领导就个案向法院“打招呼”、“批条子”的习惯，为法院独立裁判创造良好条件等）（11）都极富现代司法理念。这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曙光和希望。

作者简介：任玉林，男，一级法官。E-mail:gqrenr@163.com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范愉：《司法理念漫谈》，载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
（2） 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载刑事审判网：http：//judge.gofree8.net .
（3） 在众多学者的论著中，未将“法律至上”纳入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法律至上”与司法改革并不矛盾，因为合法有序的司法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创制法的立法活动，而“法律至上”则是在司法层面而言——作者注。
（4） 参见《人民法院报》的相关报道及评论。
（5） 参见：1、《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 》的相关报道及评论；2、米健：《司法改革的创新与统一——“法官后语”可否缓行》，载2003年3月14日《法制日报》。
（6）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司法部门》、第79篇《续论司法部门》，载北极星书库。
（7） 苏永钦：《飘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民商法律网——港澳台民商法。
（8）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页。
（9） Cf. j. Merryman .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inM .Cappelletti(ed .) , New Perspectives for a Common Law ofEurope , Boston : Sijihoff Publishing Co . ,1978 , p , 223 .
（10） 参见曹建明主编：《法官职业道德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1页。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总理 李 鹏


　　中央军委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９日


　　第一条为了维护红十字标志的严肃性，正确使用红十字标志，依照红十字会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红十字标志是白底红十字。


　　第三条红十字标志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标志，是武装力量医疗机构的特定标志，是红十字会的专用标志。


　　除本办法规定的外，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使用红十字标志。


　　第四条红十字标志具有保护作用和标明作用，二者不得混淆使用。


　　第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红十字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协助本级人民政府对红十字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红十字标志的保护性使用


　　第六条红十字标志的保护性使用，是指在武装冲突中，冲突各方对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佩带红十字标志的人员和标有红十字标志的处所及其物品、医务运输工具，必须予以保护和尊重。


　　第七条红十字作为保护性标志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上添加任何内容。


　　红十字作为保护性标志使用时，用在旗帜上的，红十字不得触及旗帜的边缘；用在臂章上的，红十字应当置于臂章的中间部位；用在建筑物上的，红十字应当置于建筑物顶部的明显部位。


　　红十字作为保护性标志使用时，应当在尽可能远的地方或者不同的方向得以辨认；在夜间或者能见度低时，应当以灯光照明或者用发光物装饰。


　　第八条在武装冲突中，下列人员可以使用保护性红十字标志：


　　（一）武装力量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

　　（三）经国务院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国际红十
字组织和外国红十字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

　　（四）军用的和民用的医务运输工具上的医务人员和
工作人员；

　　（五）经国务院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国内外的
志愿救助团体人员和民用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第九条在武装冲突中，下列机构或者组织及其处所、
物品、医务运输工具可以使用保护性红十字标志：

　　（一）武装力量的医疗机构；

　　（二）参加救助活动的红十字会；

　　（三）经国务院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国内外的
志愿救助团体和医疗机构；

　　（四）经国务院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国际组织 。

　　第十条使用保护性红十字标志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
由国务院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授权的部门签发的身份证明 。

　　第十一条武装力量医疗机构的人员、处所及其物品、
医务运输工具，和平时期可以使用保护性红十字标志作为 标记。

　　第三章红十字标志的标明性使用

　　第十二条红十字标志的标明性使用，是指对与红十字
活动有关的人或者物的标示。

　　第十三条红十字作为标明性标志使用时，在红十字下
方必须伴以红十字会的名称或者名称缩写，并不得将红十
字置于建筑物顶部。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会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履行职责
时，应当佩带标有红十字的小尺寸臂章；不履行职责时，
可以佩带标有红十字的小尺寸胸针或者胸章。

　　第十四条下列人员可以使用标明性红十字标志：

　　（一）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二）红十字会会员；

　　（三）红十字青少年会员。

　　第十五条下列场所可以使用标明性红十字标志：

　　（一）红十字会使用的建筑物；

　　（二）红十字会所属的医疗机构；

　　（三）红十字会开展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场所。

　　第十六条下列物品、运输工具可以使用标明性红十字 标志：

　　（一）红十字会的徽章、奖章、证章；

　　（二）红十字会的印刷品、宣传品；

　　（三）红十字会的救灾、救护物资及运输工具。

　　第十七条在本办法规定的范围以外需要使用标明性红
十字标志的，由红十字会总会批准。

　　第四章红十字标志的禁止使用

　　第十八条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

　　（一）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二）非红十字会或者非武装力量的医疗机构；

　　（三）药店、兽医站；

　　（四）商品的包装；

　　（五）公司的标志；

　　（六）工程设计、产品设计；

　　（七）本办法规定可以使用红十字标志以外的其他情 形。

　　第五章罚则

　　第十九条对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红十字会有权予以劝阻，并要求其停止使用；拒绝停止使
用的，红十字会可以提请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使用：

　　（一）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会员、红十字青少年会
员以外的人员使用标明性红十字标志的；

　　（二）非红十字会使用的建筑物及其他场所使用标明
性红十字标志的；

　　（三）非红十字会的医疗机构使用标明性红十字标志 的；

　　（四）不属于红十字会的物品、运输工具等使用标明
性红十字标志的；

　　（五）有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红十字标志的其他情形 的。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擅自使用红十
字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使用，没收非法
所得，并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武装力量中的组织和人员有违反本办法规
定行为的，由军队有关部门处理。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有关红十字标志保护性使用的规定
未尽事宜，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执 行。

　　前款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公约和议定书。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